聂锦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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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我国形成一种独特的传统，与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或分支相比，它有自己特殊的思路、倾向、角度、趣味、话语系统甚至写作风格。拥有这样一份传统，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并且期望它成为我们前行的资本、基础和条件；然而，时至今日，我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味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不对传统的研究方式进行分析和反省，过去珍视的东西就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包袱甚至是阻障，因为研究的深化不是平面的重复、叠加或延神，而是一种深度的变革和学术水准的超越和提升。因此，对传统既要抱有“温情主义态度”，又要有“审慎的反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想在这篇短文中谈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的思考。

　　我们注意到，在研究方式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长期以来普遍采用的是如下一种思路：

  　　这种研究方式凸现的就是所谓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即它一般不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其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是想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的“功利”，那么解读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在选择文本时，他一般不会对作者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选择表征其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包括手稿、笔记、札记、书信等材料，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的、定稿的作品，像马克思，他留下来的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就会被弃之不顾；同时对成型的、定稿的作品他也不会全面地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必然严重地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就只能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我绝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老实说，鉴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以及维护它在当代现实生活的诠释力和生命力的必要，一般民众，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甚至也包括不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谈论、观照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都是这种路数，一般情况下，你不能要求他、他也不会更弦易辙，花那么大精力和时间去专门研究马克思的文本。

　　然而，我在这里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方式也不能无限地扩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惟一方式，实际上，它的局限性与它的合理性一样是很明显的。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现实问题左右和意识形态干扰，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最后发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与这种路数的无原则扩展甚至一统天下绝对有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点上吃的亏是太大了。

　　在我看来，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我们用图表达如下：

　　就是说，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我国古代哲人早就注意到“言意之辨”，存在“言尽意”、“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等多种情况。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对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差池作出分析。国外的文本研究甚至包括了对“前文本”、“草稿”、写作方式、初始阶段的计划、前编辑阶段、编辑阶段、前出版阶段（手稿的定告期、抄写者的手稿、修改的校样、清样）、出版阶段的鉴定，甚至涉及“写本学”、“光学分析”和“信息分析”（参看[法]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至于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和问题、体现其历史意义和“当代性”，应当采取如下一些步骤：

　　一是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二是比较关涉相同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部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提炼出很多思想和问题，这就需要对它们做层次上的区别，剔除掉那些关乎具体事件或方案的论述，而将从中所体现和表征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哲学意义上的论题概括出来。这些论题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却不一定只归属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很多睿智的思想家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关注和探究；就是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可能形形色色，作者的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这些情形的存在，提供了将作者与此前和同时代其它思想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的可能，有比较才有鉴别，最终将凸现的将是作者的论述是否科学、到位。

　　三是追踪该思想或问题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就马克思当年的论域而言，后继者一方面承续了他的某些议题，但在新的时代境域下都作了深化和发展。“实践”范畴地位的彰显不必说了，对与其紧密相关的“劳动”、“生产”等概念卢卡奇、本杰明、高兹等都作了新的诠释和理解。就是对学界争议很大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赖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1928）、列斐伏尔以《辩证唯物主义》（1938）、施密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等也作了与苏联不同的、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哲学当代进展的反省、诠释和发展；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马尔库塞以《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艾蒂安·马里马尔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1965）、哈贝马斯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9）等更作了精深的开掘和重建。此外，在马克思著述中耳熟能详的一些思想和概念，诸如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极大的拓展，并且增添了原来没有的很多内容。诸如，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的提升，把马克思零散的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从个体角度、心理层次对人性做了深度探索，而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加了更为复杂的因素，等等。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十九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二十世纪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马克思的地位。

　　四是甄别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作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或惟一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找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样一种循环对于这一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问题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马克思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的真正的出路。

　　相反，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把握了创新与重构，使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更超越其他群体的意义在于，这种研究方式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现了文本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为那种动机极为“功利”的、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不可能达及的收获。

　　在思想史的视域中给予马克思恰当的历史定位，将超越那种对待马克思的非理性、客观的态度。根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的论述，就其思维方式而言，可以说，从总体上它更多地带有十九世纪的特征，显现出明显的近代性质。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关系。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即着重探讨影响经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而较少地涉及经济的内部机制和具体运行；这种研究范围和路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状况和特点是相适应的。而当代的经济学则更主要的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要素之间的匹配、变化和更迭，这又与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新状况和新特点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完全丧失其价值和意义，但较之它从前所主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情形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把研究重点倾注在微观领域与运行机制方面，而老纠缠于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和经济行为的政治性质，那么将偏离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和创获领地。

　　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如此，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思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议题、思路等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先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整个哲学史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是错误的，之后也充满了谬失，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形态，独据当代哲学思维的“制高点”。我们注意到，近年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上挖掘出它所谓“被遮蔽”的“本体论变革”、“颠覆形而上学”、“终结哲学”等与当代哲学接轨的思想，甚至认为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实这些很难说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支撑和审慎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结论，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进行辩护的立场上而生发出的论断。其实，在二十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看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巨至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哲学的视域；而我们知道，现代哲学的变革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诸多共同的议题题，但即使如此，探讨的范围、层次和方向也发生了一如经济学研究中所实现的那种的巨大变迁。当然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当代性，而是说应当恰如其分地估价这种当代性，明确它的影响的界域、层次和限度。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凸现出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之间适当的区分。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性佐证，确实是不同的路径。

研究录入：chun    责任编辑：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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