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个字点名误终身

右派小人物记事之十六

十七个字点名误终身

                    ------胡风一案的边缘人物

我曾在这组文章中多次谈过，我们这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全盛时期右派人数有近1500名，几乎都是非知识分子的群体。当然会有少数例外，而且还有一个人是被《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尽管只有十七个字：“芜湖地区银行右派分子程肇钧已被揪出。”就这样他成了这家农场的名人。他从哪里经过，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看看！这家伙就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我也很好奇，心想这个未老先衰的小矮个究竟犯了什么大案成了“钦犯”呢？他是干什么的呢？他肯定是个有来头的人。不过，再什么样的名人，帽子一戴，大家就什么都一样了。果然不久他成了我的病人，也成了好友。

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时我在总场卫生所，卫生所有四个医生，两个干部医生，两个右派医生，应该说都还是好人。只是当干部的要讲划清界限，另一右派医生受伤害过重已经妻离子散，不能不谨小慎为。只有我还糊涂胆大，一是我单身无牵无挂，二是我想我也是右派还划什么界限，所以和所有右派处得都不错。这就惹恼了场部领导，不久就第二次发配到赵家岗作业区只有一个人的医务室当医生去了。不过，这之前我已和张景影程肇钧等成了好友。再说，我毕竟还在当医生，常要到总场领药什么的，程肇钧他们在场直作业区，还可以常见面。程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经历阅历都很丰富的性情温顺随和的长者，其他知之甚少。

对肇钧兄进一步的了解，是在1961年境况相对宽松以后。经过60年大饥馑这个炼狱，农场难友们死的死病的病残的残元气大伤，场领导也怕管的太严了死人过多不好交待，多少有些收敛。我所在作业区那个作恶多端的赵主任已被绳之以法，日子好过多了，每个月还有两天休息。一天，一位难友家属从徽州来，送我一些真正的黄山毛峰茶，我啜着这久违了的名茶感慨系之，回想我刚踏上人生之路就是在人人向往的名胜之地蹉跎了四年的，这高山大壑名山胜水既陶冶了我的胸襟，也给我头上戴上了铁帽，而且还在这里学会了饮茶，戴帽后就地劳动时还学会了手工做茶，做的喝的都是可称为人间极品的黄山毛峰茶。58年被逐出黄山后，已数年不知名茶味了。再获此茶，当然十分高兴，心想何不邀同好者一同品评，品茶清谈，也是人生一乐。于是我给肇钧兄和张景影带去了一封短信，信里还胡扯了几句歪诗，记得头两句是：荒郊无处觅佳肴，徽茗一盏垒块浇。中间写什么已记不起了，最后两句还记得：阳春假日风光好，黄土坡前手频招。程张二兄如约而至，我们确是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日，尤其是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所以四十年后回想起来，还有几分温馨。也就是通过那一次长谈，对肇钧兄才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也才了解到人生的陷阱实在太多太多，哪一天不小心掉进去，就会弄得个万劫不复。

肇钧兄告诉我们，《人民日报》点他的名，真是高抬了他，其实他从44年到反右时都是一名银行小职员，是地道的一芥草民，既不是文艺界人士，又未发表过任何文艺作品，却为文艺界的事厄运连年，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也说来话长：

1943年芜湖沦陷前夕，我刚16岁读高一，随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漂泊到了重庆。国民党不管我们死活，我流浪街头，什么苦力活都干过，好不容易在一家小银行营业所当上了一名练习生，算是个临时工。我清楚如果我不能学到一点真本领，迟早一天要被辞退。几经努力我考上了会计专修班，半工半读。后来想我要是只干我的银行会计哪会有以后的麻烦。说来完全是一次偶然，我同宿舍的一个小青年虽说只是个送报的，但思想激进，读书很多，交游也广，也在半工半读，读的是新闻专业。每天都有新鲜事要说，什么战争失利要亡国灭种啦，什么国民党官僚腐败啦，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啦，什么进步文人受迫害啦，说的尽是听了叫人热血沸腾的事。我那时也是热血青年血气方刚，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父母兄弟不知死活，可我只能苟且偷生，心中十分苦闷，欲上前线杀敌又报国无门。好在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北碚，这里是进步文化人士聚居的地方，郭沫若老舍胡风阿垅张恨水等都住在这里，我多次听过他们的谈话，也看过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在困境中还是看到了希望。同室小友鼓动我，我们何不也办个小刊物，鼓吹抗日，唤起民众，也刺一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呢？好呀！年青人办事风风火火，说办就动作起来了。可正是这个节骨眼上，那位小友得到一个上前线采访机会立马就走了，办刊物一摊子事就我一个人干了。就这我也信心十足，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紧锣密鼓未到两个月一张晚报式的刊物《诗叶》就面世了。刊号是一位朋友帮忙弄来的，我未署主编名，只署了个责任编辑，发行人署的是同室小友的笔名：兰青。虽说只有四个版面，也称得上诗文并茂，虽然第一期上还没有名人名作，但决没有粉饰现实的官样文章，倒反映了不少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文章形式也短小精干不拘一格，所以颇受欢迎。第一期就加印了，我非常高兴，决心把她办的更好。怎样才能办得更好，当然主要是名人名作，他那年刚十八岁，初生犊儿不怕虎，带着一个笔记本，一家一家敲名人的门，当然主要是住在北碚的进步文人，那时的名人也没什么架子，约稿很容易，果然《诗叶》第二期就有了张恨水和阿垅的文章，而且预告上说下期将有老舍先生的大作。果然第三期上老舍先生大作如期见报，小小的《诗叶》小报在重庆受到广泛关注了，特别是第三期在醒目位置上预告了下期将有文坛泰斗郭沫若的新作面世。肇钧兄说，他的确托人从郭沫若那里拿来了一篇短稿，虽只是一普通短文，但那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名重一时洛阳纸贵。所以不仅这一期小报很快销售一空，更多的市民和报贩来预订下一期的报纸，来稿也多了，确实也收到了胡风的一首短诗，当时的确十分兴奋，准备大干一番。谁想到这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位要员找到我，要我把《诗叶》这块园地挪到《中央日报》副刊上去，半月一期，选稿权编辑权还归我。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冲着那些文化名人来的，我也清楚一旦我成了腐败官方的附庸，名人们都不会再光顾这块园地了，《诗叶》也就死了，所以我当场拒绝了。后果可以想象，《诗叶》很快就被查封了，连正准备付梓的载有郭沫若胡风先生大作的第四期小报也胎死腹中。好在这些工作都是我业余时间做的，银行会计职位还未丢，饭碗还在。《诗叶》从此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能否香如故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决不会想到我自认为曾为抗日和社会进步，做了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总还算是善事吧，会带给我连年厄运。

听肇钧兄的娓娓道来，我和张景影瞠目结舌了。未想到肇钧兄仅比我们大十岁，就有这么复杂丰富又有传奇性的经历，听了叫人又仰慕又妒嫉又有些不可信。只是想到了他毕竟是被《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名人”，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过我俩再一想不对呀，就问肇钧兄，你办刊物不是宣传抗日和反对国民党腐败吗？为什么解放后要连年挨整呢？肇钧兄望我俩笑笑说，真是两个不懂事的大孩子，你俩先说说，反右时你俩不才二十岁嘛，究竟有什么错，不也发配到这穷山野洼来劳动了！你们可以不知道阿垅是谁，难道还未听说过胡风吗？你们不知道这是老人家亲自抓的大案吗？所有和胡风他们有些瓜葛的人听外调人员说都抓起来了，我可能是结局最好的。因为在我家抄家多次未抄到所谓胡风分子任何人的一封信，而且在那些分子家中也未抄到我的一个字，所以反胡风之后我还能当我的银行小会计。但是，到了反右，尽管我们这些挨过整的人，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依然在劫难逃。但是，回想起来，虽然这三年劳役挨饿，我差一点未熬过去，可我也未对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后悔过，那是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只是我那时还太年轻，看问题太简单，不知道即使是进步文人之间也还有什么派呀系的，虽然我那时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我想我又不是文人管它干什么，选稿就一个标准，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是反对官僚腐败的我就用，谁能想到我这一腔热血竟是惹祸根苗，而且运动一来，你就百口难辩呢？唉！不说了。经过这三年的劳役和挨饿，你们也该懂些道理了。我俩连声说是！是 ！

是个啥呀！我们永远也不懂这是啥道理。为什么一个国家不注重经济建设，却热衷于年年搞运动？国总应以民为本，为何要和老百姓过不去？为什么运动一来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为什么运动中总是恶人猖狂好人受难？连年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维护哪些人的利益？那时未想通，以后也未想通，大概永远也想不通。不过那时我们不想这些事，想的首先能活下来，再想怎样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我这次邀友品茶清谈，正是这样的思维活动，所谓自己要给自己找乐子。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不会相信在繁重的劳役中，在那样的思想控制之下，哪里还会有那样的情致。他们不懂，其实越是无辜的灾难临头时，越是要有一个坚韧自信的心态对待它，这时怨天尤人，向隅而泣或是咆哮挣扎都是没用的，可能还会加重对自己的伤害，环境再恶劣，也要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下去。当时这还是我们自发的思路，近年读到人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的一段名言更是感慨尤深了，他说：“事实上，作为对野蛮的对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断发现种种力量使人在死亡，类似乎死亡或接近死亡的境况中，依然保持像正常人一样。”不过，当时我们才二十郎当岁，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天的聚会确实很愉快，难友陈炳南江秋云夫妇还端来了他们的老妈妈烧的一大锅野菜山芋糊，大家吃着谈着还开着玩笑，几乎忘记了是在何时何地了，那野菜糊也真的有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味道。

那次聚会之后，不久中央七千人大会就召开了，极左路线有了些收敛，我们相继摘掉了右派帽子，到了62年初农场解散我们回到了芜湖。肇钧兄还是当他的银行小职员，我在机关门诊部，大家有时还见见面。肇钧兄那时已三十好几了，依然孤身一人，我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可惜都帮不上忙。他是个性格随和的人，待人宽厚，对女方也不挑剔，可叹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了，几乎都是女方一听说他是被《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大”右派，都吓的躲开了，谁肯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呀！一度听说他和农场那位有争议的女难友过从甚密，我们明知他俩很不合适，但总也聊胜于无吧，可惜依然是镜花水月。不过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待人还是那么亲切随和。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席卷神州了，我们这群难友之中，居然会有人挑起事端，干出害人又害己的事。在那种人人自危的严峻时刻，肇钧兄依然是长者之风，不仅他未写过任何难友一张大字报，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总是竭力劝说一些一时糊涂的人，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十年动乱他当然再也没有组织家庭的可能了。1979年他获得改正后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由于少年时的漂泊流浪和青中年时遭受的迫害与劳役，身心都垮了。他在合肥的弟妹们，看老哥哥一人孤身在外，无人照应，总非长久之计，几经努力终于把肇钧兄调到了合肥一家银行，他也总算落叶归根了，从此我们再也未见过他了。

我想写这组文章由来已久了，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动笔，等到我开始动笔了，心中一直预感可能没有和肇钧兄切磋的机会了，今年年初我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就给他发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想法，并希望能得到他在重庆办《诗叶》时的一些原始材料，是复印件也行，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附件。如果此文能刊出，人们也可通过肇钧兄半个多世纪前的辛勤劳动和无畏的披露，使今天的人们也能了解当时所谓大后方陪都重庆光怪陆离的一个侧影，也多少可以了解那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态;特别是可以历史真实的告诉人们，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爱国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时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还可以进一步反思一下，肇钧兄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倾注的满腔热血，为什么会变成他年年挨整的根源，直到被大报点名，一生穷困潦倒，连老婆也讨不上。

可是，信发出之后一直没有回音，我忐忑不安，在三月十八日赶到了合肥，一打听果然不幸猜中，肇钧兄已在四天前溘然长逝了，听机关人说逝世前十天还能说话且思路清晰。我真后悔，为什么不能早些日子赶来呢？连老朋友最后一晤的机会也失去了，遑论其他。

大约是他逝世后一个多月，他侄女程晖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清理他遗物时发现我的信，但没有找到有关在重庆时的任何材料。这我知道，肇钧兄对我说过，从反胡风肃反开始，来一次运动抄一次家，有关材料早已片纸无存了。不过我原先猜想肇钧兄改正时会退还给他的，不知为何依然不见？我想《诗叶》虽然只出了三期，还是晚报式的小刊物，不过，这逝水一勺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不应淹没了才好，希望熟悉这段历史的，能著文说得更精确些更完整些。

写到这里我觉得此文的题目不确切了，那十七字点名只是“果”，“因”是什么？是抗日时期的热血一回？还是不幸沾上了胡风阿垅他们一点边？如果时光能倒流，他该怎么做？这些问题我都想不出答案，随它去吧！

肇钧兄，走好！

2001年10月13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