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以风情系天柱山---兼致余秋雨先生

乌以风情系天柱山

        一一兼致余秋雨先生

安徽省有五大名山，皆国家级风景名胜，各有特色,其中九华山属于佛教，属于地藏王；齐云山属于道教，属于非“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少数；琅琊山属于文学，属于散文；而有天下第一名山美誉的黄山，只属于大自然，它以无比神奇的美，征服了每一个来访者，以致所有的人文建筑，名人题署，摩崖石刻，乃至文人吟咏，只能是一点点缀，弄得不好反而会脂粉污颜色。但是，就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而言，却都要独让天柱山，天柱山属于历史，属于宗教，属于文学，属于哲学，甚至属于战争：从春秋战国一直打到刘邓大军进驻，天柱山上和周边发生的战事，几乎是中国战争史的缩影，这在世界名山史上，可能是罕见的。是否正因为天柱山这样的复杂性，使历代欲编山志者望而却步，以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

历史终于走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乌以风先生耗尽毕生心血独自编著的《天柱山志》（以下称前志），32万字，一版发行5000册。紧接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在1993年出版了天柱山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天柱山志》（以下称后志），28万9千字，一版发行也是5000册。从而结束了天柱山没有独立山志的历史.

我无意评述两志的得失，如果方志学家有意作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两个很好的范本。作为读者，我只能谈一点粗略的印象，后志比起前志来，当然有很多进步，一如其前言所说的：“更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因为它是官办的（规格低了点，视眼窄了点）,所以能够在疆域划定，地层地貌，土壤结构的科学分析上，自然资源与物产资源的调查，乃至现代技术如航拍应用等方面，都是前志编著者难以办到的。它为尔后开发建设天柱山，提供了多方面较准确的资料，可以说后志编著者的辛勤劳动，是值得敬重的。但是,就一部方志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就其独创性、传奇性、文学性和可读性而言，我则偏爱前志，尤为敬重前志编著者乌以风先生的荜路蓝缕，独辟蹊径，和历经磨难，壮心不已的精神。这点以下还要细说。

先说一段关于前后志的文坛纠葛。

余秋雨先生的《寂寞的天柱山》一文，先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后收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于1984年出版，文章中有一句话惹起了争议：“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说明余秋雨先生写此文时，没有见到乌以风先生的前志，这是平常的事。余先生并非对天柱山作什么专题研究，只是写一点风光散文，哪能每一本书都读到呢？但是，既然是写天柱山的，说了一句有分量的错话，也是个缺憾，读者提出来,也是平常的事。

果然，90年代初，安徽芜湖的散文作家王业霖先生即以《天柱山并不寂寞》为题，在邵燕祥，林贤治先生主编的《散文与人》杂志上，发了一篇短文，指出了这个失误。王业霖先生是位治学严谨的人，文笔清新淡雅亦如其人，和余秋雨先生同龄，不幸于1998年英年早逝。王先生在该文中对余秋雨末见过乌以风先生的前志一事，只一笔代过，重点谈了天柱山上另一段文坛轶事。

这篇文章，余秋雨先生也未见到，也是平常的事.天下报刊那么多，谁能都读到呢.

1993年,天柱山后志出版了。余秋雨先生说，他是极少数读过这本山志的人之一。这有可能，但我怀疑他即使见过后志，也只是简单地翻了翻，连序和后记也未读完。因为后志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序和后记，以及人物专栏里，多处提到了乌以风先生的前志,正如后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丁士南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1984年8月，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乌以风先生著述的《天柱山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乌先生以平生极大精力广收博采，披沙拣金，经磨历劫编撰而成的。乌先生一生爱山之情，察山之殷，写山之志邑人有口皆碑。”丁士南先生这段对乌以风先生充满激情的描述，给人印象极深。不知为何余秋雨先生视而未见。

据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这本书里的一篇长文《可怜的正本》里介绍，以后又有一位叫李庸的先生，在那里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余秋雨那篇文章有《两处硬伤》,其一李先生说：“有一位姓汪的同学曾告诉过他，见到过一部《天柱山志》，大约1982年出版，那位作者和姓汪的同学是世交。”李庸先生原文我未见到，他如果仅凭一位同学的口传，就写文章指误，有点不够严肃，但说的基本是事实。只是把1984年错成1982年了，但总在1988年之前。余秋雨先生说李文“略有不妥”，话也未说重。但紧接着余秋雨又说“我游天柱山时，该山管理处的专家坦言，天柱山尚无独立的山志……”

余秋雨先生的这句话可以商榷，天柱山管理规模不大，我1995年游天柱山时，见到了管理处的王启贵付处长，和几位旅游专科学校毕业的管理人员，以后又和天柱山各方面人士有过较广泛的接触。他们对乌以风和他的前志都非常熟悉。乌先生在天柱山先后生活了三十余年，大起大落，是个传奇人物，天柱山人谁会不知道乌以风呢，真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所说的管理处专家们指的是哪些人.

我为余秋雨先生未见过乌以风先生的天柱山前志一事，说了这么多，并非要逮着余先生的什么错,只是感到余秋雨先生在这件小事上，态度不够冷静，那篇《可怜的正本》的长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未免有些强词夺理。其实指出失误，也是一种爱护与帮助。

这场小纠纷到此可以划上句号了。以下想重点介绍一下乌以风先生和他那本艰苦玉成的天柱山前志，使年轻人了解前辈学人治学的谨严和经历的劫难.

乌以风先生，1901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过浙江省图书馆编纂和安徽省宣城中学校长,1937年他被著名教育学家马一浮先生选中，入四川筹办复性学院，任都讲、典学。正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遇婚变，他挚爱的才貌具全的妻子离他而去,他一下被击垮了，愤而离职。东归他曾游览过的天柱山，真正是“万里归来卜筑居”了（苏轼语）,自号忘荃居士，潜心研究佛学经典，修身养性。

这时马一浮先生闻讯，派人送信请他回去，他未回信.马一浮先生又致书问候，并赋诗曰：“买山早是爱山居，/世味应同绮障除./马祖庵前松柏下，/为何不见一行书。”不久乌以风战胜悲观失望情绪,但想起自己曾缠绵于儿女情长，为求精神解脱而栖身佛门，比起恩师二十岁丧妻，后未续弦而专事教书育人来，实是无颜再见恩师。

从此乌以风先生流连于天柱山的青山绿水之间，竹杖芒鞋，走遍了天柱山的峰峰壑壑，甚至和贺氏兄弟一起，凭着长竹长绳登上了海拔1488米的天柱峰绝顶。不久，他鉴于“天下名山皆有志，唯独天柱无专书.”的遗憾，萌生了编写天柱山志的愿望。从此，他为编写这部前无古人，背景材料极其复杂的山志，三十余年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也经历了种种磨难。正如自己在序里所说的：“志山川不敢杜撰，志人物不敢偏袒，志事迹不敢附会，志物产不敢虚构，志兵革不敢歪曲，志词章不敢盲从……既已详加考证，而又力求亲历其境，正其讹误，必使胸无余憾。”他除了查阅大量的图书资料之外，力求亲自勘察.曾多次孤身到深山大壑之中，悬崖绝壁之上，扪萝附藤观其究竟，真是＂洞而宿焉，石而坐焉，涧而饮焉，岩而饪焉″（储光黔语）,表现了一位严谨学者的治学之风。

抗日期间，1943年，乌以风曾应国民党安庆专员范苑声之邀，主持了天柱山新建的景忠中学的校务。后为了给这座为纪念抗日烈士命名的中学取得正式学籍，乌以风当面向省教育厅长汪少伦申述，汪厅长很赏识乌以风的才华，留他在厅内当秘书。乌以风则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使景忠中学顺利入册后，坚拒汪厅长的竭力挽留，又重返天柱山，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解放后，乌以风一度去安庆师范学校任教.但他依然情系天柱山，日夜奋笔疾书，1956年即完成了50万字的天柱山志初稿.托友人汪植庭刻印.（不知这位汪植庭是否即李庸先生提到的汪姓朋友。）

然而，书稿未印出，1957年乌以风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又以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罪名被捕入狱，开始了长达12年的“囚隐”生活。紧接着另一大灾难又降临头上，他那50万字的天柱山志初稿，文革时被红卫兵当四旧抄走了，乌以风闻之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

 一九六八年八月，年近古稀的乌以风被遣送回天柱山。当夜，他着手清点劫后书房，意外地发现了写天柱山的原始材料，还在废纸堆里，又欣喜异常。于是在双重帽子压力之下，又暗暗地重操旧业了。这时他仅靠捶石子微薄收入度日,曾写下“辟榛应许腰身健，破石谁怜衣被单”的写实诗句。后来多亏好心的生产队长，把他安排到小碾米厂开票，名曰利用他一技之长，实是有点固定收入，得以生活下去。

乌以风先生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状况下，重新写他第二部书稿.正如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劫后山图理乱棼，孤灯满尽始开云。”可依然是“只恐天威罪旧闻”的心态，头上还悬着一口达摩氏剑，日夜惴惴不安。书稿难成，出版无期，乌先生在焦急中等待。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散了乌以风头顶上的乌云。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先是被聘为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其实他39岁时就在重庆大学当了三年副教授了。接着又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和安庆市人大代表。这些对他都是过眼烟云，天柱山才是他的梦魂所依。当他1981年80岁高龄，最后一次攀登天柱山时，面对三十多年来他上百次登越过的山山水水，感慨万千,他深知今生不可能再登此山了，但他想到他数十年的愿望即将实现时，毫无凄凉之情，而是如童稚般放开嗓音大声呼喊：“老朋友，我又回来啦！”

尽管如此，他的山志出版，还是颇费周折。曾先后顾过三家出版社，均未受到礼遇。最后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先生慧眼识英雄，鼎力相助，终于顺利出版。乌先生曾致函张崇贵云：“真乃吾生一大快事！”

1988年黄镇先生游天柱山，专程拜访了乌以风先生，称他为现代的徐霞客.

1989年2月26日，乌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8岁。人们遵从他的遗愿，准备将他在三祖寺坐缸火化。八个大汉抬着老人佛轿，在通向三祖寺的山道上缓缓行进，沿途居民设香案供祭，以示尊敬。圆寂后的老人在轿内机械地频频点头。据云那情景十分感人。乌以风先生只能算个佛学研究者，并未皈依佛门，却受到了高僧一般的僧俗两界的敬重.再次说明人心这杆秤是公平的。

现在要说前志有它的独创性与传奇性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吧！

以下再简略地说一说前志的学术性与文学性：乌以风先生作为一位学者诗人与作家，他为前志所倾注的心血对天柱山而言确是前无古人的。他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近十万字，辑录了晋代以来天柱山本地和来天柱山地区各代文人的大量诗文。按照一般方志要求，也许不必这么兼收并蓄,但乌先生此举对研究天柱山地区，乃至对研究桐城派文章的崛起，都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前志中还有一些篇章，是乌以风先生自己的勘察、考证与研究的成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品位：像《衡霍今辩》、《天柱十胜论》、《山寨的起因和结局》、《记潜山民族英雄刘源》等,都可以独立成章。我最激赏的是他撰写的《王安石、黄山谷、苏东坡诗刻考辩》一文，不仅读来兴趣盎然，还能看出乌先生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丰厚的学养，还关系到一件似乎可以了断，但至今仍未了断的文学公案,不妨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天柱山石刻极多,其中有些关系到文化传承，但和其他名山大川一样，也有许多达官贵人附庸风雅之作，其价值比王二到此一游高不了多少。精品之中价值最大的当首推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六言诗：王安石于宋仁宗皇佑中来舒州（首治在潜山）任通判皇佑三年九月（1051年）,和他弟弟安国到天柱山石牛洞看唐古文家李翱的题字。回去后做了一首六言：“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傍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此诗收入了王荆公诗集。曾造的《高斋诗话》和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都谈到了这首诗，可见此诗为王荆公原唱。乌以风先生认定这首诗只收入诗集，当时并未刻于石牛洞。而现在刻在石牛洞壁的王安石的六言诗却是：“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旁有“荆公”二字。为此《潜山县志》与《安庆府志》的编者，都武断地认为，后一首六言诗，是黄庭坚（黄山谷）的和诗，并非王安石所作,这就惹出了麻烦，后一首六言诗究竟是谁的作品？

乌以风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两首六言诗都是王安石所作。前一首是游石牛洞后作，后一首是入相后改作。前者只写未刻石，后者只刻壁未收入诗集。乌以风说王安石执政行新法不过七八年，熙宁九年（1076年）就被免职。乌以风估计改诗大约在1068一1076年之间。乌说后诗改的好，尤其是后两句，改“欲穷源而不得”为“穷幽深而不尽”；改“竟怅望以空归”为“坐石上以忘归” 。正表现了王安石两个时期的情绪。写前一首诗时，对宋当时政治不满，欲施展抱负而不能，有些悲观失望。改诗乃王安石入相得志之时，所以情绪表现得舒畅乐观，悠然自得。所以乌以风认为，后一首诗决非他人能伪造,连大诗家黄山谷也做不出来。

乌以风还认为，黄山谷第一次游石牛洞是1080年,此时王安石已下台,而且在台上时曾大肆整伐元佑党人，苏轼黄山谷都在劫难逃,已成政敌。黄山谷游石牛洞，虽然欣赏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却不赞成他的政见,不可能和王安石这首诗。乌先生在涉及黄山谷的任何文学典籍中,都未查到这首所谓的和诗.黄山谷倒是另外做了一首六言诗：“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所以乌先生断定那首所谓和诗,决非黄山谷所作。

至于现在石牛洞也刊有宋宁宗庆元二年囗文员刻的“水泠泠而北出------”一首,乌先生认为是后人为纪念王安石而刻的，既非王安石刻，也非黄山谷刻。因为庆元是南宋宁宗年号,二年为1196年。这时王安石已死了110年,黄山谷已死了91年了。

作为读者,我认为乌先生言之有据,所论精辟,就诗论诗而言,这两首六言诗的意境氛围遣词用句,都极似一人手笔。比较起来,我还是欣赏前一首,后两句道出了一些淡淡的哀怨,正符合“忧时原是诗人职”这个法则。后一首末一句只不过表示一点畅达而己,不算诗的高品位。黄山谷也是诗坛名家,诗作讲究的是标新立异,怎能人云亦云。不信看看他自己的那首六言诗,仅“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两句就够你琢磨的了,高鸟是谁？是王安石,是他的新政,还是黄山谷自己？白云不渡又指的什么？这才叫含蓄,这才称得上是高手。

这段文字公案,本来乌以风文章一出,应该可以了断的,可是在后志里麻烦又来了。

后志把这两首诗的石刻都影印了,“水泠泠而北出”一首,注为“宋王安石于皇佑年间题” 。“水无心而宛转”注“据康熙《安庆府志》载,为黄庭坚和王安石韵作。”全然不顾乌以风先生的长篇考证文字,也没有辨证说明,仅凭一本《安庆府志》就下了这个结论,未免武断了。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价值。因为它不但关系到著作权,还关系到历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希望能听到海内外专家的高见。

顺便说一句,后志比前志编的简略,确实删去了一些可以删去的材料。但是也删去了或许不该删去的有较高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天柱山的兵革大事,竟忽略而过,未免有遗珠之憾。

乌以风先生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旧体诗作品别具一格,凝重之中透出清新,常直抒胸臆又别出心裁，写景状物高人一等，用词简练，格调高雅。除本书之外，极少在其他报刊见到，全无媚俗之态.现抄录他题二乔胭脂井绝句一首，可见一般.

                    题 胭 脂 井

  前贤咏二乔诗，多美其为风流佳话.予意孙策克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二女迫于权势，不得已，乃将残脂投井中.因此做诗哀之：.

   双双身世付王侯，

                     倾国空怜汉鼎休。

                     谁识深闺残井水,

                     至今似有泪痕流。

2001年8月18日二稿于广州

(本文部分内容以<天柱山上的诗谜>为题, 作为邵燕祥先生的<<神秘谷>>一文的附件, 收入邵燕祥文集<<无权者说>>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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