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大学青年右派教师

五位大学青年右派教师

那个叫赵家岗作业区的分场，1960年上半年，也就是大饥馑最严峻的时候，又新来了五名右派，听说都是一座大学的教师，都很年轻，不过二十五六岁吧，猜想是59年那批反右补课时补进来的，真是一批倒楣蛋。和我们这批五八年就进场的“老”右派比，他们都太“嫩”了，尽管他们的学历和知识比全场的右派们都高，但毫无用处。此时此地最迫切的需要，是怎样才能接受并适应这里的现实环境，是如何能活下来？这可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有些事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有些事你得栽几个跟头你才能有些体会，有些事你体会到了，或是说你已经“觉悟”到了，可你也不能说，甚至也不能往下想;有时你做了你主观愿望上极不愿做的事，你还得学会为自己开脱，学会忘记。因为这里不仅和他们既往相处的环境迥然不同，而且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乃至道德观念人格品行，都是他们极其陌生也不能认同的。但是，尽管它们和你的固有信念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你依然必须服从它接受它认同它乃至实践它，这对每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那五位年青的大学教师来说，无疑是极端痛苦的。相比之下，那些来自基层单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们，因为环境的差异不是那么显著，思想上受到的冲击相对要少些。所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要脱胎换骨能不痛苦吗？不是有一位大人物说过，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举一个小例子，大饥馑像恶狼一样扑向我们每一个难友时，愈是基层来的文化层次最低的右派们，愈有办法弄到吃的。我们本来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场里管的再紧，那些人总能从地里找到些山芋梢子萝卜头子聊以充饥，他们根本不去想这算不算偷盗，也不怕被逮到后会丢什么面子再加重什么处分。天下没有什么比活命的事更大了。可是知识分子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开始他们可能还会保持一点清高和自重，也可能还有些人念叨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当形势越来越严峻，具体地说，当难友们都频临于饿死边缘，四周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一批批饿死，农场里饿死的第一个人，正是一位一贯老实本分的中学教师时，那些还在念叨清高与自重的人也开始“觉悟”了，他们想想自己也有两只手，为什么要自甘奴役束手待毙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从那时开始，他们也和那些来自基层的右派们一样，丢掉了幻想，丢掉了清高与自尊，一门心事，怎样才能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不致被饿死。所以说环境是可以改造人的，从形体一直到灵魂。

那五位年轻的大学教师正是在这种时刻来到这家农场的。如果说我们这批先到者，有了上述的改造“成果”，是经过了几年的磨炼才慢慢觉悟到的，虽说也很痛苦，毕竟还有那么长的时间来慢慢消化它接受它。但对那五位大学教师来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了，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我们经过了几年才达到的改造“成果”，否则大饥馑这一关就熬不过去。在生与死之间，他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他们终于都活下来了，但可以想见他们那时经历了多么困苦复杂的心路历程。

大学教师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人群中的精英，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能留校任教的，更是一批佼佼者。他们是怎样坠入反右陷阱的，我们不知道，也毋须知道，无外乎报上说的老一套，大家彼此彼此。我所关心的是，看一看这些精英们，一旦从高等学府坠入这被奴役被强制改造的人间炼狱，他们将怎样面对这巨大的落差和严峻形势。

五个人都编入了生产队下地劳动，和所有难友一样，一个个破衣烂衫锄禾日当午，一日劳作下来，也是到食堂买几两山芋糊聊以充饥，然后倒床入睡，次日凌晨即起，重复前一天程序。隔三差五再受一番思想训斥，由那位凶残狠毒的准文盲赵主任把难友们臭骂一通。他们也和乖媳妇一样屏声敛息作一副聆听教诲状，他们平日也很少说话，不仅和其他难友，就是他们五人之间也很少往来，这些都在预料之中。而且我们猜想，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也一定会和其他来自基层的难友们友好相处。果然，几个月后，他们总算走出了与社会疏离的状态，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劳动者了，虽然体力上差一点，毕竟还年轻，再说他们的文化知识，即使在从事原始的农业劳动，也会派上些用处。特别是这年下半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能活下去，他们也和难友们一起千方百计弄吃的共渡难关，从这点看，“改造”成绩是很大的。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什么，别人就不知道了。

这个作业区不大，就几十人，医务室就我一个人，每个人都得和我打交道。五位老师不久都成了我的朋友，遇到阴雨休闲的时候，他们也常会到我这间小诊所坐坐聊聊，虽说开始时还有所戒备，聊多了总会流露些心声，一样的命运，一样的处境，是很容易沟通的。渐渐地对他们情况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原来他们生活的环境也并非我们想像 的空中楼阁，他们也只是些普通人，这次掉进了反右的陷阱，也并非如报上所说的，这些所谓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有着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先说他们这座大学，只是一座中等城市的师范学院，教师中没有什么声名卓著的大人物，整风鸣放阶段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论引起过什么反响，从整风到反右完全是一个运动程序化的过程；先是党委召开整风座谈会，请来各系有些成就的教授教师，号召他们鸣放，以后根据鸣放的记录和互相揭发检举的一些材料，抓了一批右派。同样的程序，整风鸣放时，一些表现积极的学生，也是响应号召，提了些意见，反右一来，枪打出头鸟，抓了一批学生当右派。全国都是这个模式，没什么好谈的。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也就是和全国总的形势相比，这座学校所在地是个小地方，学校教师学生和大城市名校比，更普通一些，但抓的右派不比名校少，教师中有些成就的，学生中成绩拔尖的，几乎一网打尽。这在安徽是平常的事，因为安徽省委那个姓曾的头头，搞极左是出了大名的，连毛主席都称之为霸王，我们这家农场里就有文盲右派，大学里还不该多抓些吗？抓就抓呗，五七年大张旗鼓大抓特抓抓过了，五八年抓漏网的重新定性的也抓过了定过了，五九年反右倾是党内领导层的事，五九年六零年拔白旗是学术权威们的事，按说普通人可以喘口气过几天轻松一点的日子了，谁知道当时又刮了一阵什么风，又补抓了一些右派，所以说这五位教师是真正的倒楣蛋。

接触多了，了解的也多了，他们之中那位叫吴榔的老师，可算是位极忠厚的人，是位农家子弟，家境贫寒，是靠助学金读到大学毕业的。对农业很在行，别看他很瘦弱，倒是最先适应了这里的恶劣环境。他对我说，干农业也要讲技术讲茬口安排的，可是这个姓赵的只知道蛮干，其实我们都还拿工资，是低成本经营，如果经营管理得好，会有很好收益的。哪能这么累这么饿把人往死路上逼呢，最笨最凶狠的地主也不会这样干的！长工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家资源嘛，累死了累垮了怎么再生产。吴榔老师学什么的不清楚，听说他是位治学极谨严的人，功底扎实，心无旁鹜，很受老教授的器重，整风时一句所谓右派言论也没有，只是他不愿昧着良心批斗自己敬爱的导师，受了连坐。遗憾的是吴老师的消息以后一点也未听说了。

和我们交往接触最多的是一位叫葛复中的老师，是位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的好老师，是学中文的，对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帮助很大，经常给我们以指导性的点拨，使我们得以初窥文学的堂奥。1962年我们摘帽回到芜湖后，在葛老师及方德乾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考进了他们所在大学的夜大中文系读书，使我们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还能受到大学教育。六二年到文革爆发，是难得的喘息时期，我们藉此完成了大学教育，直接影响了我们后半生，是值得我们永远感激的。几年前我还见过葛教授一次，他正忙于一部文学史的定稿事宜，他是其中一些章节的撰稿人，祝愿他健康长寿。

（借此机会说两件方德乾教授的轶事以表达我们对前辈学人的崇敬之情；方教授不仅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而且对学生真正是诲人不倦，我们经常去请教他，他也总是对我们谆谆教导。难友学友陈炳南之女小桃，要参加七八年的高考，陈知道自己的孩子数理化外语都拔尖，决无问题，但相比之下文科是弱项，就带着孩子去找方老师指点迷津，方老师细心地看过她的作业与习作之后，给了她许多指导，然后说你做一篇作文我看看吧，写什么呢，当时叶帅的那首《攻关》诗刚发表，全国正热着呢，方老师说就以此为题吧。果然，小桃开始做时却未得要领，方老师给她细心评点，小桃这孩子果然也是孺子可教，悟性不错，一次比一次进步，某晚，小桃新篇脱稿，其父一看确是大有长进，带着她连夜敲开了方老师家的门，方老师一看新稿，果然有长足进步，鼓励她继续努力。哪里能想到，高考时考的正是这道作文题，这当然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不寻常的是，考生小桃不但在她的强项数理化外语都拿了高分，而且本来是弱项的语文也拿了高分，一举超过她所填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本来这也是平常事，每年百万高考大军猜中题目的大有人在，过线就取呗，有什么好说的，问题是过了线并未能及时按章录取，为什么？政审卡了壳，考生小桃的父亲陈炳南是个摘帽右派，摘帽右派的子女就没有上大学的权利？有这条文件吗？没有！没有还犹豫什么，按章办事不就得啦，说得轻巧，你来办试试，摊上一个右字，那可得家破人亡永世不得翻身的；那就不取吧，反正成绩好的学生多的是，不过看看小桃的成绩单，这么好的学生，唉！古人尚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代人怎么啦？有人说调出陈炳南的档案看看再说吧，不看还可说东道西，一看全傻了，陈炳南原来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任何过错，是一件百分百的冤案，而且多次复查结论，都写的明明白白，应该平反，可是就是未平。招生经办人糊涂了，问芜湖地委是咋回事，地委回答你们问我我问谁去，经办人像如梦初醒似的连声说知道了知道了，紧急向省招生办和中国科大领导汇报这一带有普遍性而又极待解决的难题，双方主要领导立即赶到芜湖，实地调查研究，那时四人帮毕竟已经垮台了，极左路线有所收敛，中国科大终于拍板录取了陈炳南之女陈桃曲。以后《人民日报》刊发了陈炳南为女儿高考一事的来信并加了按语，并附言陈炳南已平反。一石掀起千层浪，信发后陈收到了全国三千封来信，都是关心平反问题的。果然，不久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下达了，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开始了。方老师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为一个中学生的作文一遍遍地修改，而且这个学生还是一位摘帽右派的子女，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他自然不会想到此举会关系到一个时代的变革。当然右派的大规模的改正，是历史的必然，不能夸大某一偶然事件的作用，但是，也常有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事实，客观一点说这件事对右派改正工作多少起了一点推进作用应该是可以的。

方老师的另一善举也颇具传奇性；他是夜大学中文系的实际负责人，每届每学期的点名册都保存在他那里，这些东西对一位大学教授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好几次他的子女都要把它们当垃圾丢了或当废纸卖了，每次方老师都当宝贝一样捡回来，弄得孩子们都烦了，方老师每次都笑笑不说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项工作趋向规范了，文凭热起来了，特别是一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教师，面临失去教师资格的危机。其实他们之中的多数人为了学生也为了自己都曾在夜大中文系深造过，可是文革一来，学校停课，夜大撤牌，以后学校又重组合并，所有夜大的档案资料早已荡然无存，那些急盼文凭的人们，真是哭诉无门了。这时方教授拿出精心保存多年的各班点名册，准确无误地证明这一大批莘莘学子的大学生身分，学校随即根据这分原始资料，给读了三个学期以上的人发给了大学专科文凭，给读了三年半以上的发给大学本科文凭，多少人捧着这一纸证书喜极而泣啊！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个中底细，方老师更从未向人提起过此事。仁者寿，祝方教授长命百岁。

离题太远了，方教授不是右派，不属于此系列文范畴，就此打住。）

五位教师中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年龄稍大些，性格也内向些，接触不太多，听说学生时代即有作品发表。果然，八十年代初，我就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转载他的长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

那位叫光海的老师，也常到我这间小诊室来，聊过些什么已经记不起了，但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那已是61年后期了，境况有所改善，每月有两天假，还加两次餐，一人有二两五骨头肉，肉的来路就是农场猪场那些饿病将死的猪，只剩下一张皮一堆骨头和几根筋，就这也是宝，早就翘首以待了。有一天加餐，又值休息日，吃饭时，光海老师捧着一碗红烧肉与一碗饭，特地到我这小诊室里边吃边聊，有点优哉游哉的味道。开始习惯性的吃一块肉，吐一块骨头，而且和现在文明人一样，骨头没有随地乱吐，就吐在桌面上，不过那肉也太少了，几乎全是骨头，一刹那工夫碗里的肉全没了，桌面上倒堆起了一堆骨头，光老师把它们拨回碗里，居然还是原先那么多。光老师那时又食欲正旺，啃那么一点皮实在不过瘾，再看看那一碗骨头要是丢了也实在不甘心，这一丢可就得半月再也不知肉味了。他先搛起一块尝试着嚼一嚼，嚼得碎！他高兴了，知道这些猪不过才长到四五十斤，骨头还嫩着哩，于是他倒了一碗开水，就着这碗肉骨头，耐心地把它们全吃下去了，一点也没有剩。他当时的表情的确很高兴，事后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当时，看到一位堂堂的大学教师，居然把肉骨头全吃了，只感到心里很苦，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更苦。光海老师农场一别，再也未见过了，不知近来可好。

人与人总是不一样的，大学教师之间即使皆蒙冤受屈了，思想境界也会有不同。上述几位老师都看得现实些，我们闲聊也很少聊到什么阴谋阳谋什么蒙冤平反的事，那只会自寻烦恼，更不会议论到什么国家大政方针了，那不是我们区区小民该管的事，所以聊过也就算了。可是那位姓黄的老师就不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了，他瘦弱矮小，体力劳动对他是太残酷了点，他的愤懑他的烦躁他的忧心忡忡，可能皆与他的身体受繁重劳动摧残有关，他到我这里说话时，可不是来闲聊解闷的，而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态，说的尽是些敏感的话题，当然不会说得那么赤裸裸，其实他要说的意思，谁也是心知肚明，比如说亲眼见到生产粮食的农民，硬是被搜光了食粮，而一批批饿死，这种农业政策是对是错还要说吗，不过那时谁又敢说呢？黄老师学问比我高，年龄比我大，当然不是来讨教我的，不过是郁闷心情找一个地方宣泄一下而已，这一点我们的心也是通的，又四下无人，说着说着就过了当时的线，话是两个人说的，说过也应该就了了。未想到几天后我铁杆好友沈廷禧兄对我说，说以后别理那姓黄的，此人不是东西，他说你思想很危险。我听了一笑置之。更未想到未隔几天，这位姓黄的又到我这里来了，还是那付神态，还是那些话题，我当然再也不敢乱侃了，也不愿点破，只虚与委蛇。他大概有所觉察，以后再也未来了。这件事我曾懊恼过很多年，现在想想又何必呢，他毕竟只在难友间说说，又未当告密小人，再说他到我这里来宣泄一下，以后又有所恐惧，正是一个思想受迫害者情绪无常的心态，应该于以谅解。              

五位老师们，近来都好吗，请接受我遥远的祝福。

2001年11月2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