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右派方庆余

文盲右派方庆余

                                          茆家升

方庆余不是右派分子，他只是个基层粮站的搬运工，工人身分，不够资格划右派，他戴的是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简称“反社会”。领导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是一样的，地富反坏右，你是老五，所以粮站那些工人都喊他“方老五”。他不只一次问过我，什么叫反社会，又说他明明是方老三 ，怎么开了几次斗争会之后，就变成方老五了？我怎么对他说呢，尽管我的心在哭泣，心想谁想起来的搞运动这一招，连粮站扛大包的也不得安生，脸上还是笑嘻嘻地对他说，老五比老三好，老三是反革命，弄的不好要杀头的，老五嘛，一般来说没有死罪吧。至于什么叫反社会，我就说不清楚了，打个比方吧，“社会”就好像大粮包，领导叫你从晒场上往库里扛，你偏不听领导的话，偏要从库里往晒场上扛，你这就是反领导，也就是反社会了，我说我也不懂是瞎说的。老方一听愣了半天，想了想说不错，是有这回事，不过那不是我的错呀，那年收秋粮，连天阴，明明要晒七个太阳的，才晒三个太阳就要入库了，那要发霉的，我就是不同意进库的，怎么这就叫反社会呢？唉！我还能说什么呢。

老方长年晒粮扛包，落下腰痛和倒睫的老毛病，特别是倒睫隔不了几天就要到我这里来拔倒睫毛上眼药，有时要交思想汇报什么的，他也总是来找我，我比那些搞农业生产的总要闲一些，我终于知道了老方是个地道的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姓 ，名字就不认得了，更不会写字了。不过待人不错，每次找我办事，总会递给我一块米粉做的饼，一看那成色就知道是地脚粮做的，虽说吃起来糁牙，可真抵饱。我心想你老方也来场半年多了，你能带来多少地脚粮，难道没有吃完的时候。后来经他同一公社的一位教师介绍，才知道关于这些地脚粮的荒唐又悲惨的故事，从此我再也不愿吃他一块饼了。

这些地脚粮原来是用头上一顶帽子换来的：那家粮站很小，连站长加工人也不过十来个人，未想到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也分配到一名右派分子的名额，会上还说了没有右派抓一名“反社会”也行，抓谁呢？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抓谁也对不起人，谁家没有父母妻小，站长先想拖，后来上面催的紧了，不能再拖了，再拖只能自己去当了。万般无奈，站长决定抓老方，这是因为老方那时还是单身牵挂少些，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娘有人侍奉，多则三五年少则两三年，反正回来还是扛大包，老粗一个不会有大影响。目标已定，操办起来就简单了，就以那次进库不服从命令为突破口，随便加上几条，这不就成了反社会了，方老三也就变成方老五了。

不过到决定送农场去劳动时，站长又心软了，因为那时粮食已经紧张了，听说有些被抓右派的人，已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老方饭量大，怕他过不了这一关，就特批给他五十斤地脚粮，到临上车时站长又塞给他一个信封，对他说是全国粮票，叫他紧急时再用。老方是挑着一对大箱子进场的，开始人们不知道带的什么东西这么重，以后知道了是地脚粮，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当大家知道他是个文盲时，就都同情他了。

老方有一把蛮劲，但干农业外行，常常吃力不讨好，不过大家都不怪他，什么事都是物以稀为贵，虽说这里的右派绝大部分文化水平都不高，但一字不识的文盲他是独一分儿。文盲自有文盲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他要说什么，常常引起人们的哄笑，他也不见怪，特别是到了思想汇报会上，或是学习什么重要文件时，他一发言，谁想忍住不笑都难，就连那个凶残狠毒的姓赵的主任也对他无可奈何。可是我们几位走的很近的难友，说起老方谁也笑不起来，只感到十分苦涩，这场运动怎么啦，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阵线上的大革命嘛，不是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嘛，不是在进行一场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嘛，那么请问像老方这样扛大包的粮站工人，算那个阶级，他要走的是那条道，他要把中国引向何方？真是荒唐透顶，那些振奋人心的漂亮的政治口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那时不懂，现在还是不懂。

人们常说坐吃山空，老方那一点地脚粮眼看就要见箱底了，说这话时已经到了六一年的荒春，那应该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极期“，（所谓极期一说，本来是医学名词，指一个传染病患者，到了极期也就是病情最重时，患者如果没有在极期时死去，往往也从此开始走向恢复。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到了六一年的极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伤亡惨重，以后中央调整了政策，才逐渐走出困境的。）我们每人还有粮食定量的农场里也已经有人饿死了，更别说四周的农村了。老方开始和大家一样，满山遍野四处找吃的，人人都在找，到哪找呀？那是农闲季节，每天早晨难友们挑着粪筐有气无力地四处转悠，其实四处的草根树皮都没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吃的，找肥也是句空话，一片荒碛之中，能挖到几块带绿色的草皮就算是积到肥了，常常有人空手而归，天不黑不敢归队，像孤魂野鬼一样在野地里彳亍而行，腹内空空前心贴后背，像一张纸一样在晚风中飘，随时可以扑地而灭，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了。老方的地脚粮已经贴光了，他肚子大，更不受饿，眼见他也在一天天瘦下去，大家都一样，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

突然，有一天老方和几位难友各自挑着满筐黄澄澄的人粪肥在夕阳返照中归队了，那一筐筐的人粪和夕阳真是交相辉映，发出灿烂的光华，尤其是那能真正称得上人屎的臭气，给了我们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很多人都围过来看了，像在欣赏什么奇花异草，接着纷纷发出高论了，说这才是吃米饭还要有荤菜的人才能拉出的屎，不像我们长年吃山芋糊的人，拉出的屎黑不溜秋不说，连点臭气也没有，还散渣渣的，那能算屎吗？屎是优质农家肥，把那些劣质屎浇地里试试，准没一点肥效！再看看这几筐屎，那才称得上人屎，一担粪就能肥一亩地！在那个时期能见到这样优质的粪肥，真是希罕物，当然要打听在哪里找到的，因为这不是一点点，而是好几担哩，必定会有一片富裕的人群，才会有这样高质量的排泄物！尽管这几位难友像个英雄似的，有些洋洋自得又欲说还休，还是老方心直口快, 抢先说了。大家毕竟是患难与共的难友，真相很快就搞清楚了，更令大家惊羡的是，他们不仅找到了好肥源，居然每个人都吃到了真正的白米干饭，有人还带了些回来，小饭盒就挂在粪筐上头，进口的出口的靠得那么近。

原来这些进口的出口的精品都来自邻省一座煤矿。安徽省广德县与江苏浙江两省毗邻，从我们这个作业区翻两个山头，走三十几里路就到了浙江省牛头山煤矿，长江以南没有大煤矿，大都是所谓鸡窝煤，牛头山煤矿在浙江算是个大矿了，是该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所以也是重点保护地区，粮食副食品供应一直较好，这在哀鸿遍野的六一年，无疑是世外桃源，邻近的各色人等都想到这儿来讨一口活命。当时曾有这样的民谣：“十个饼子五斤糖，能讨广德一个大姑娘。”（六二年以后，安徽搞责任田，粮食多了，又有了新民谣；‘五十斤米五斤油，广德姑娘走回头’。）这座煤矿确实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不过是以那种尴尬又不堪回首的方式。

就在他们挑粪回来的晚上，方庆余来找我，叫我明天和他一起到牛头山去挑粪，特别提出来要我穿一身干净的漂亮一点的衣服去。我一听笑了，说老方你这家伙说话就特别，是挑粪还是去相亲呀？穿漂亮衣服干什么？老方说你听我话不错嘛，我还会把当给你上吗？到那里你就知道了。第二天路上老方他们对我说，去的路上空粪筐你也不能挑，还得离他们远点，就是身上不能沾了臭气，当然更不要你掏粪了。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用全国粮票找煤矿工人换矿上食堂的饭票，这事不难办，很多工人手上都有多余的饭票，他们也急着换成全国粮票储存起来，换的好连钱也不要给，不过也不能被人骗了；第二件事就难得多了，就是用饭票买饭，这是职工食堂，大部分是熟面孔，所以人多时人少时都不能去买，去太早了太迟了都不行，身上更不能有臭气，前天有不少人饭盒和饭票都被没收了，所以他们想借我这一张还未晒的太黑的脸和尚存的一点所谓的医生气质，冒充矿上的人去买饭菜。至于回来如何向作业区交差，也很简单，早上他们把粪掏好，往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晒，下午就膨胀了，一路都由老方挑着，快到作业区时，从他那胀得满满的粪筐里拨一些到我的粪筐就成。我那时二十出点头的年纪，本来挑个三五十斤的力气还是有的，但他们不让我挑，一方面当然是看我这个右派医生对他们还不错，该照顾我一点，主要的是我这一身行头与派头一路上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然三十多里的山路，他们这批挑粪的，可能连口水也喝不上，保留一个乾净一点的人，也便于和人群的交往，也是生存的需要。

就这样在那可称为“极期”的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这一批难友，就是以这样特殊方式渡过了难关。难友们对我帮助都很大，特别是一字不识的文盲方庆余，想想这事不在理也在理。

对这段往事，我所以说尴尬与不堪回首，决不是认为挑粪积肥是什么下贱的行当，更不会想到一个医生去挑粪是什么有失身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农家肥培育出的粮食养活的，我出身贫寒，划右后更是坠入了社会底层，还在当医生那是废物利用，那里还有什么身分可言。只是我在回忆那一段特殊岁月时，想到我穿着一身体面的长衫，混在一群挑粪者之间，有些滑稽可笑，以后冒充矿工去买饭菜又是多么尴尬，但是在滑稽尴尬之余，不免还有些自鸣得意和自视高贵，潜意识里还觉得高过其他难友一等。进入老年之后，我反省自己深感过去的想法不仅是可笑的也是可鄙的，我那时的所作所为不仅剥削了他们的体力和一些劳动成果，甚至还剥削了他们的尊严。方庆余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从未计较过这些，但我不能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原谅自己。

1962年农场撤销后，老方他们都回到原藉无为农村各公社去了，无为县是受极左路线伤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抓的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他们有人是摘了帽子回去的，有的人帽子还未摘，偶尔有人过江到芜湖对我们说，他们过的都很不好，甚至不如在农场时，在农场起码难友之间还不会遭到歧 视。关于好人方庆余的消息是一句也未听到过了，不知老站长对他咋样了？但愿这批善良的人能熬到右派改正的那一年。

门口塘的难友们，现在过得都还好吗，祝大家健康长寿！

2001年11月6日于广州

，2001年12月11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