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刑犯”的独白

一个“死刑犯”的独白

一一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当你要被杀死的时候，你就坐下来等着……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

                     茆家升

戴青科长是在我值中班时突发大呕血抡救无效辞世的。作为他的临床医生，和这家医院文革时“牛棚”里的难友，对他的死在感伤之余，多少还有些为他庆幸。他已近古稀之年，医学上对他是完全尽了力的，又赶上了新时期，是在各种历史包袱都已丢掉的情况下辞世的，应该算是寿终正寝了。困扰他几十年的所谓“反标”一案，即使不是盖棺定论了，留在档案里的什么什么疑点，也只能日久化为尘了。

其实，他一生有多次可能遽然离开人世的，每一次结论都会不相同，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反标”案被处死或自杀身亡。

1945年他二十岁，因家境贫寒被卖壮丁卖到汪伪汉奸部队。当时山东半岛上战事扑朔迷离，国民党部共产党部及汪伪军相互角逐，小戴完全可能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那他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了。尽管他只是后勤部队里一名杂役，未放过一枪。好在日本鬼子很快投降了，共产党陈毅部队抢在国民党前面接受了这支汪伪军的投降，小戴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战争期间，他虽然还只是个后勤兵，也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经历过大小无数的战斗，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那他就是一名革命烈士了。老戴以后对我说，在解放军三野部队那几年，是他一生精神最愉快的时期，他们被收编的伪军，和以后大批大批国民党部队被收降的“解放战士”一样，也和原先的解放军官兵一样，人格上一律平等，在入党提干晋职诸多问题上，都未受过歧视。小戴投诚第二年就入了党，1949年底转业到这家医院前，已经是正营职的军官了，顺理成章的成了这家医院的总务科长，还同时是行政机关的支部书记，是医院里握有实权的中层领导。当过伪兵的历史，只纪录在档案里，除了院领导无人知晓。大家只知道他是老革命。只有戴科长自己还是一贯的小心谨慎，因为他在部队里已经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知道档案里那些事可以随时成为引爆的炸弹，所以从未敢掉以轻心。到地方后他依然和既往一样，兢兢业业干工作，别说国家大事，就是医院里大一点的事也绝少开口，所以一直到1958年，各次运动中他都是平安渡过的，不积极不消极中不溜儿，未整人也未挨整和事佬儿，人缘不错。

这些年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他害了一场大病，差点送了命，死与未死本来都是平常事不值一说，但因为和他尔后的命运关系颇大，才有一说必要。他害的是结核性胸膜炎并发大量胸腔积液。本不算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医院里X光机和链霉素都有了，要是早期拍片明确诊断，及时抽胸水打链霉素，很快就会治愈的。可硬是被误诊了，高烧二十多天呼吸困难差一点死掉。等到明确诊断，亡羊补牢时，胸水吸收大量纤维素元沉积，右侧胸膜广泛粘连，胸壁塌陷，人的上身就歪向右边一侧了。这本来也只是一次普通的医疗上失误，也没啥好说的。只是未想到他因祸得祸，这病后的体型竟成了他的罪证，医院里以后发现几次“反标”，那一排字是从左歪向右的，有人检举说与他的体型相像，结果使他厄运连年，差一点冤死狱中或“牛棚”里。

第二件事更平常了，他结婚成家了，男婚女嫁有啥好说的？他娶的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小学教师，这也是他个人的事。未想到的是这位教师带过来的两个孩子，在他最最困难生不如死的处境时，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牵挂。他不只一次对我说过，他有很多次想到死，不能说不想到自己的老婆和亲生孩子，但再一想谁要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呢？跟我受苦受难是他们命该如此。只是我要戴一顶反革命帽子死了，就太对不起那两个孩子了，老伴对那两孩子也没法交待。

这家医院为所谓“反标”案件困扰了很多年，我文革前到这家医院工作时，虽说戴科长在关押了十八个月单间后，经公安部正式下文无罪释放，已回医院复职上班。人们对“反标”一事依然谈虎色变，因为作案者一直没有抓获。特别是在戴青被关押期间，一次夜间在门诊部里又发现了“反标”，大医院门诊部就诊人车水马龙，谁随手胡划几个字，划完就走了，到哪找人去！结果当夜值晚夜班各个科室的所有人员，全部列为怀疑对象，据说很多人至今档案里还有这件事。现在刑法里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一条了，那个时候谁要是摊上了这样的事，那他就完了，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君不见文革中因为反江青反林彪冤死了多少人。

戴青科长残疾之躯，在不足一米宽的单间里，关押了十八个月还能活下来，称得上是个奇迹。

应该说文革前的公检法，办事还算是有章可循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和行为，不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戴青科长冤案的前前后后就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逮捕戴青在医院里震动很大，那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紧张气氛下，在医院大礼堂开全院职工大会公开逮捕的，目的大概是要“杀一儆百”。果然，平日兢兢业业的医生护士们，一个个都惊吓得屏声敛息，谁也不敢说三道四。但是，防口犹如防川，是防不胜防的。公开场合不说，私下里议论很多的。当然有一些人相信公安机关执法是有依据的，历次运动期间，不是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嘛：这个不整那个不整，为什么会整你，可见你不是好人！这个不逮那个不逮，为什么偏偏逮了戴青，可见他不是好人！甚至有人还在暗中庆幸，以为有人归了案，从此会天下太平了，自己再也不会受怀疑了。未想到逮了戴青之后，医院里社会上还是不断有“反标”案发生，这些人才想到逮捕戴青可能是个冤案。其实逮戴的当时医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心存疑惑的，因为从戴的经历与当时处境分析，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会杀头，又对他毫无价值的蠢事？他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全家特别是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想想，他这一作孽一家人往后可怎么活？不过这只能在私下议论，关系到包庇罪犯的事，谁也不敢乱说的。

戴青关押了十八个月之后，无罪释放回来了，恢复了工职党籍和官职，还干他的总务科长。在他关押的前前后后，还是花开花落春种秋收，还是在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本经，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有戴青本人知道这十八个月单间的炼狱生活，对他是怎样的九死一生，是怎样的生不如死？为什么生的那么屈辱艰难，还是要活下去？他怎么受的冤，听说是判了死刑的，为什么又突然无罪释放了？老戴本来就内向，十八个月五百多天未说过一句话，刚上班时整天一言不发，像是丧失了说话功能，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依然思路清晰，头脑冷静，人也更淡了。对无辜遭关押十八个月的大冤案，是矢口不谈。要不是文革中他被医院里的专政队又关进更黑的单间“牛棚”，以后“宽大”了，放回到我们的大牛棚来，我们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机会，他过去的一切，永远是个谜。

虽说以后做了“棚友”，不能说相互间就无所戒备了，我俩之间距离被拉近是另有原因。他还被关押在单间时，某天军代表和工宣队的头儿，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引导运动向纵深发展，在牛棚里发动大批判大揭发，叫我们写大字报，写谁呢？这时正是过去咬定戴青是“反标”作案人的姓Y的最猖狂的时候，不但再次检举戴青是新反标案件的作案人，还翻出了老账，妄图推翻公安部已定案的结论，果然把戴青再次关进黑暗的单间。此事在医院里震动很大，都说姓Y的不是东西，哪有这样蓄意害人，几十年不松口的？军代表不是说“疑似之迹不能不察”吗，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问姓Y的几个为什么？重点只说一件事，就是医院前前后后发生的十几起“反标”案件，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姓Y的首先发现检举的？常识告诉人们，报案者应首先受到怀疑，贼喊捉贼监守自盗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我院这些案件至今未破，我们不应该拓宽思路，多想几个为什么吗？大字报就写了这几句话，署名的人倒不少，贴出来之后可热闹了，真是观者如潮，而且议论纷纷。这下子姓Y的日子不好过了，他虽然文化不高，也看懂了大字报的内容，不就是怀疑他是案犯吗？这对他可真是五雷轰顶，几十年都是整人的，从未想到他也会挨整，甚至还会坐牢杀头。听说他吓的冷汗直流手足冰冷，整天缠着军代表工宣队，发誓赌咒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清白，是怎样对党的赤胆忠心，有时走在路上还一个人自言自语：“我真未干真未干…我是忠于党的忠于党的……”，幸好运动趋向尾声了，整人的挨整的都疲劳了，要是运动早期怀疑上姓Y的，他非精神失常不可。是的，医院里没人相信姓Y的会干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蠢事（除非他蓄意裁脏害人），但对他蓄意整人也十分厌恶，现在看到他也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也解解气，谁叫你整人整得这么心狠手辣呢？今天也让你尝尝挨整的滋味！

可是，老戴能从暗无天日的单间放回到大牛棚来，却并非因为我们这些棚友的这张大字报，也是另有原因。正当老戴被关在一间极小极小的黑屋里，专政队员日夜严密看守时，突然一天中午在女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这下麻烦大了，全院如临大敌，空气紧张得叫人窒息。不过男人们轻松了，更与还关在黑屋里的老戴无关。听说军代表工宣队院专政队日夜开会，找线索抓疑点表决心，一定要把顶风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还听说经过排查，疑犯已初步确定，是一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医生家属，根据是有人见到她中午上过厕所，最大的疑点是她平日写字又快又草，而“反标”最后一个“东”字正是个草体字，最后三笔是连成一笔的，据此可以认定作案人文化程度较高。正准备对她实行专政的时候，突然医院幼儿园季老师来报告，说“反标”作案人已经找到，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接着季老师详细地说明了发现的经过：说是先发现这孩子神情紧张恐慌和焦灼不安，就和他个别交谈，果然他马上承认是他写的，并当场写下和厕所墙上一模一样的五个字来。问他为什么要写？小孩子说好玩，不服气，想看热闹。这下子该那些头儿们头疼了，即使拿到了铁证如山的五个字，他们还是不相信，又把小孩子找来再细细问一遍，还是和原来说的一样。问他是谁指使的？孩子说没人指使。一查他父母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到幼儿园一查，这几天没有一个老师和他谈过话，看来追后台之事只能放放空炮了。几岁的娃娃能定什么案，这次“反标”案总算弄得水落石出了。这是我院十几件“反标”案唯一破案的一件。

何谓“反标”？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大概改革开放以来很少听说过这类案件了。但要往前数几十年，那可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常常莫名其妙的在一个机关一所学校，或是一个住宅区或一条马路上出现一行字，无外乎什么“打倒某某某”“打倒江青”“打倒林彪”之类的标语，统称为“反革命标语”，简称“反标”。现在的年轻人别看轻了这说破了是毫无意义的几个字，那时候可是坐牢杀头的大罪，街上杀人的布告看到最多的就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和“英明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后来有关方面是否感到老是这么写有些难看，以后再杀人判刑反江青反林彪的一律改为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那个时期，全国为何到处都是所谓的“反标”案件，是江青林彪的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呢？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里面是否也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无知人的恶作剧？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捕风捉影和无中生有：比如有人检举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的手写体里，就找到了“反标”。这是政治学的问题呢还是心理学问题呢？因为它曾经广泛地存在过，自有它存在的道理，何况还有那么多冤魂，所以我希望“反标”问题有一天也会受到有关学界的关注。

就在那次娃娃闹剧之后，老戴从单间放回到大牛棚来了，大家没什么反应，人人都有一肚子冤情，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只有我还是单身，牵挂少些，还有点心思关心老戴的事，其实也谈不上关心，只是劳动之余闲聊聊而已。老戴是曾经沧海的人了，天大的事说出来也是温吞水似的，不急不徐不波不澜，就像说一个不相干的人。我虽说从五七年起年年挨整，也算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了，但听听老戴说他经历的事，依然不寒而栗。

下面我说一说戴青无辜地陷入牢狱之灾，差一点被杀头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突遭横祸时，心路历程是怎样的？该怎样对待它，才能活下来？

老戴说：“我也说不清医院里什么时候出现“反标”的，大概是五十年代初吧，一代政权的更迭，出现这种事是很平常的。医院又是一个公共场所，人流量很大，有谁胡划几个字划过就走了，到哪找人去，总不能为这种事医院停诊吧，公安机关也曾经介入过，也是茫无头绪。只是我再也未想到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记得是1955年初吧，有一天院长找我个别谈话，说有人检举我是反标作案人。我听了一愣，这事太突然了，那时我大病初愈，全身乏力，对这突如其来的栽脏诬陷，还来不及细想个中缘由，就对院长说，你看我是干这种事的人吗？我被误诊差点丢了命，那是留用的国民党旧医官干的事，我应该写打倒国民党才对，干吗要反对自己的领袖？院长也是我们三野转业的，政策水平高，待人也很好，他接过我的话头也说：是呀，我们几位院领导也说，你老戴也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我们知道医院来来往往人太多，出了什么事不能只想到医院的人，那会办错案的。还说找你谈并非怀疑你，要真的怀疑你我们就报公安部门了，这事说完也就了了，你该干啥还干啥，也别问是谁检举的，对科里的人，还是要和平日一样。院长这么一说我全清楚了，干这种缺德事不是姓Y的会是谁？就是他在我住院期间，把食堂的账弄得乱七八糟，妄图混水摸鱼。我抱病查了他的账，批评了他的错误，叫他赔了款，也未处分他，只是调了他的工作，使他再没机会接触钱了，这人钱心重，这么做其实是爱护他，免得他将来犯大错误，哪里想到他会这么挟私报复，且出手凶狠毒辣。好在院领导已经把话说明了，相信组织吧！天大的不愉快也只能闷在心里，也从没有和姓Y的过不去。

“本来我以为这件事过去了也就没事了，未想到三野的那位院长调走后麻烦又来了。应该说不单是领导的调动，主要还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右之前，虽说有过不少次政治运动，如批胡适反胡风什么的，主要还是思想文化阵线上的事，医院是技术性单位，受牵连要少些。反右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老院长他们一走，新提拔的几个头儿，没什么资历，只想在运动中立功往上爬，就拼命整人。把一大批小青年打成右派，比例远远大过了老人家指示的5%指标，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我另有万言长文《天谴》，是纪述这家医院反右前后实况的）。我比那些青年人经验多的多，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所以反右派反右倾都平安过来了。但我从不敢掉以轻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大祸临头，因为反右之后，更没有理性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栽脏诬陷的事越来越多，我估计到有人还会在反标问题做文章。有人说你这不是做贼心虚吗？这么说的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都要向纵深发展，就是要横扫的，怎么叫横扫？就是有事没事都要扫几扫帚，你想想看，无风还有三尺浪呢，有过前面姓Y的“检举”，大运动来了，能平安无事吗？只是估计不到要闹到什么程度而已。

“未想到灾难来的那么猝不及防，差一点我就要蒙冤死去！

“1960年秋一个普通的下午，医院里突然召开全院大会，这在运动中是常有的事，那天出奇的是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空气显得格外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个都闷声闷气坐在那里，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我照例一个人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想今天会轮到谁呢？

“突然，主持大会的人一声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戴青揪出来！’这里话音未落，不知什么时候转到我身后的两名公安人员突然上来揪住我，并马上给我带上冰凉的手铐，一路押着我到前台示众。会场里当然是震耳欲聋的一片打倒之声，逮都己经逮了，打倒什么的对我已经无所谓了。

“十八个月的炼狱生涯就这么传奇般开场了：

“这样大张旗鼓地对我突然袭击，我知道他们是要杀一儆百，妄图从此杜绝反标案件的发生，我不过当了一回活靶子而已。当然，我被抓之后，以后听说医院里外“反标”案还是不断发生。但是这也不能减轻我的罪过，可能还会处理更重些以儆效尤。经验告诉我，以这种公开方式办事的，都会按所谓‘铁案’方式来处理的，很多情况下，尔后即使发现错了，也会出于保障运动成果和保护运动积极分子等等需要，维持原结论的。除非时局有什么重大变化或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干预。这两件事对我这样小人物，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手铐铐上起，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完了。

    “我的事我很清楚，那是生死抉择。要么他们有确实的证据包括我的口供，认定我是“反标”作案人，判我重刑直至处死；要么没有证据也没有口供可以证明我是作案人，而无罪释放我。可是双方力量相比悬殊太大了，那一边从机关领导到全部专政机构，乃至当时的政治气候，无不是要把我办成铁案，置我于死地；这一边只有伤残之躯的我，一时还不想引颈受戮，明知抗争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也要作最后的抗争，说垂死挣扎也行。

“审判过程是不必细说了，双方态度都很明确，审我的人，就是要我招认是“反标”作案人。为此他们也用尽了办法，无外乎政策攻心指出出路什么的，总要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就看我的认罪态度了，还要说什么为了我的老婆孩子，我也要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这些话听起来也像有些道理，问题是我必须承认是“反标”作案人，我未干过的事为什么要承认？我当然要竭力辩白，我说我入党也十几年了，从一个农村穷孩子到城里当了国家干部，讨了老婆生了儿子，日子过的挺好，都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领袖和政党？我明知这些很浅显很直白的道理他们根本不会听，我还是要说，而且审一次说一次，任他们软硬兼施也好，日夜轮番轰炸也好，审判档次不断升级也好，甚至说马上要判我死刑也好，我硬是不改口，我必须守住最后的防线，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我也清楚我这样顽抗到底的态度，可能于事无补，甚至会加速我的死亡，就这我也不后悔。我如果和审我的人合作，一口承认下来，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会从轻发落不被处死，我不认为那样活下来比死好！

“我知道我给审我的人作难了，我是读过一点旧书的，平日待人也常想到要为别人想一想，这些审我的人和我素昧生平，本无必要把我往死里审，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而且这个任务一开始就很明确，或者说结论早已做出，只不过就等我签字画押了。我猜想必定是限定时间结案的，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瘦弱病歪歪的一个人，会这么顽固软硬不吃，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枪把我毙了。我也曾想过，我的事如果是思想批判什么的，我早该兜下了，而且一定上纲上线，把自己臭得猪狗不如，让批我审我的人开心满足，那我也是为运动取得成果尽了一分力，也为培育运动人才，起了一点陪衬的作用。可这次不行，这次只要我一签字，我就成了一次性消费，以后再也不能给运动贡献力量了，我经过认真思索，决定还是要对党对政府忠诚老实，是啥说啥，不是我干的事，打死我也决不承认。

“世上很少有强者会正视弱者声音和力量的，我的态度终于迫使审我者作最后的摊牌了，其实底牌早已握在他们手里，大可不必费这么多周折，不知道是司法程序的需要（那时还没有零口供一说），还是要在我身上挖出更多的东西，对我个人而言，他们早已可以请出上方宝剑，致我于死地岂不是一了百了。

“这柄上方宝剑就是省公安厅的一纸鉴定书，结论是：‘经鉴定此笔迹系戴青所作。’当我一见到这鉴定书照片时，只记得头脑里蒙的一下，眼前一片黑，手足冰凉，我迅速镇定自己，厘清自己的思绪，我一时还来不及思索省厅根据什么做出这种无根据的结论，是技术上的失误呢，还是运动宁左勿右的需要？我先想到的是从被抓到受审的一切疑虑都找到了答案，反而有些释然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该咋办呢？已经是短兵相接了，没什么犹豫的了，我明确地表明态度：我没有写过一条“反标”，道理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你们如果根据这分鉴定书该怎么定罪，那是你们的事，我不会签字，而且肯定要上诉。

“死刑判决书很快下达了，我的上诉状也同时递交了。剩下来的事看起来很简单了，或是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对我执行死刑；或是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无罪释放我。而生与死之别，也就仅仅依据那一纸鉴定书，所以我要求公安部重新作最后的鉴定。事实上审我的人，从未放弃最后的努力，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口供，说明他们工作失败了，所以一直在尽力补救，总还想什么时候我突然招供了，那什么重新鉴定，什么上诉什么重新判决都不需要了，那我这顽固的堡垒就算被他们攻下了，他们就可以庆贺胜利了。可是，这杯庆功酒他们一直没有喝成，当然他们不会善罢干休，要是一般案件，可以猜想会有什么刑讯拷打之类的，虽然也对我日夜轮番轰炸，嘲笑训斥，乃至像对一个死囚一样肆意侮辱我，总还没有严刑拷打我，大概是我已成了“钦犯”，又病歪歪的，要是搞个什么立毙堂下，他们也不好向上级交差，所以对我基本上还是“文斗”。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个月，这种蒙冤被捕受审，被斥骂被拷讯，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不愿遇到的，但是，要和往后一年多关进半平米死牢的日子相比。那一点磨难又几乎是微不足道了。

“接下来就是关入死牢等待处决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秋后问斩那一套了，什么时候最高法院驳回我的上诉，什么时候就会将我押赴刑场的。古人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还不到40岁，就这结束了人生，而且死的这么卑污耻辱，我怎能甘心？可我又有什么办法表明我的清白？刚入死牢时，我心情烦躁神经过敏，一有响动我就认为要拉我去刑场的，一天给我送两次饭，我一天就要惊慌两次，听人说处死之前是要吃一顿有酒有肉的好伙食的，所以我特别关心每次送来的饭菜，其实我什么也吃不下，吃什么都味如嚼蜡。

“我这样的重案，家属早已不准探视了，但听人说处决前还可以和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我是多想见见我那苦命的妻子和孩子啊！他们眼看就是寡妇孤儿了，而且还要背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妻子是多年的优秀小学教师，这下子书是教不成了，她一个中年女人拖着四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提起孩子心里更难受，小三子才进小学，小四子刚进幼儿园，他们还不懂事，可是等他们长大了，要向妈妈问起爸爸的事，妈妈该怎么说呢？再一想到老大老二，我心里更难受了，他俩的生父已经早逝，跟着我这个继父未过上什么好日子不说，再要背上反革命亲属这个包袱，他们往后的日子更难过了，他两都是中学生了，眼看就要面临升学就业一系列的事，因为我害了他们，我到九泉之下也无法向他们生父交待。他俩会不会责怪自己的妈妈，为何要给他们找个我这样的继父，我那苦命的妻子又将如何面对他俩？说实话，就是这两个大孩子，叫我最焦心了，一想到他俩要受我的牵连，读不了书就不了业时，真是心如刀绞，真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娶妻生子了，要还是单身一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多好！唉，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已经死期临近了，就等着上刑场了。

“等着等着，每天的饭菜并没有变化，家属也没有来送别。再危险再紧张的事，时间长了也会麻木的，甚至还会产生侥幸心理，心想说不定公安部改正的鉴定已经下来了，马上就会放我出去了。可是，这也是梦想，每天的日子还是毫无变化地循环着。我又开始烦躁了，又寝食不安了，又在想哪一天要拖我上刑场了。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这么颠三倒四地胡想着烦躁着，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全不在意。

“等到极度恐惧烦躁过后，心情开始平静一些时，我才关注自己这个死囚单间的环境，说是单间最确切了，这里决容不下第二个人，我估算了一下，大约是80x50公分，不足0.5平米的空间，人靠在一侧墙上，两条腿可以伸个半直，边上有一条10公分左右的空间，放一个便器，进出的铁门长年锁着，每日两餐由头顶上一个小洞递进递出，不送饭时洞门关着，屋顶很高，倒也不十分憋闷，屋顶上有一束昏黄的光线射下来，看不见灯泡，即使看得见也绝对够不着，可以站起来转两三个圈子，可以半躺着，可是睡不下来，躺着时两条腿都是伸不直的。墙的四壁与地面都包着厚厚的橡皮，你是绝对撞不死的。因为看不到一丝自然光线，你无法辨别房屋的走向，甚至分不清白天黑夜，连春夏秋冬也分不清，屋内温度倒也没有大变化，可以活下去。

“乍静下来时，不再有人审讯我斥责我逼问我，倒有几分轻松的感觉，心想反正是一死，与其受轮番轰炸身心受辱，不如这样耳根清净过几天。虽说人蜷在这狗窝一样的地方，生不如死，再一想，我还能活几天呢，临死的人了还讲究什么，随它去吧！

“可是，随着人蜷在这狗窝一样的地方日子越来越长，我忍受不了了，活的太难受，我本来就是病歪歪的，右侧胸膜广泛粘连留下的后遗症，老病复发了，我疼痛难熬，发热咳嗽全身难受，没人问我的事，我也不要求看医生，有时想，就这么病死了倒也省事。本来十年前那场重病我就可能死掉的，那有多好，不但不会背上这么多恶名，而且也少了许多牵挂，未想到多活十年倒成了死囚犯。我已有三四天滴水未进了，狱方应该想到我是绝食了还是害重病了，他们应该来问一问的，但一直无人来看看我，我曾想他们是否也希望我就这么走了，倒也是省了许多麻烦。我已上诉到中央，也算得上“钦犯”了，没有中央的批复，他们不能随意处死我，我活一天，案件就悬着一天，我要是突然病死了，岂不是一了百了，大家都可松口气。虽说我这案子他们办的不是十分满意，我一死他们还是胜利了，还可以给我下个“抗拒到底死路一条”的结论。我要是能活下来呢？那这局面还得继续下去！

“其实那时死与不死也就在我一念之间，我已经有三天滴水未进了，按我这病歪歪的身体，只要再熬上两三天，我就油尽灯灭了，一切的苦难与烦恼都结束了，那该有多好啊！而且要死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不去端那杯水和那个饭盒，什么都结束了……

“然而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的三天之后，我陡然发现自己清醒了，烧退了，第一个感觉是口渴难忍，求生的本能使我挣扎着爬起来，抓起送饭窗口木板上的水杯一饮而尽，这杯水一进肚子刺激了胃肠蠕动，开始有了食欲，我顾不上弄清那窗口小板上的饭菜是何时送来的，三口两口就吞下肚了。人进了食有了活力，我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我曾经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受了那杯水与饭盒的诱惑，本来再坚持两三天，眼前这生不如死的境况就结束了，现在一切又得从头来……我知道我这盏快要耗干了的灯油，即使吃了一点东西，但从眼下起再也不碰一碰那水杯与饭盒，我还是熬不过几天的，可是思前顾后，最后决定还是要活下来，别人可以无辜地判我死刑，没有谁为我说一句话，只有我自己不能判自己死刑！活下来干什么呢？等待平反冤案还我一个清白吗？我早已断了这个念头，从公开逮捕我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铁案了，那么活下来等什么呢？我没什么可等的，我撑着活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问我何时死怎样死，或是我死前死后给我的老婆孩子，特别是老大老二两个继子，带来怎样的伤害，那都是外人强加的，我没有做过伤害他们一点点事，这样做尽管与他们尔后实际的处境无补，但我自己则可得到一点心灵上的自慰，就让我带着这一丁儿的自慰熬到油尽灯灭吧……

“那一场大病之后，依然是苦境难熬，依然是生不如死，最最难熬的是漫长的没有尽头的死一样的寂静，没有日夜的交接，没有时序的更迭，没有光线的变换，没有温差，甚至没有一点声音，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在一天天退化下去，我已经分别不出自己是生是死了。只有口齿一天两次还在咀嚼，二便还在外泄，脑海里还有一丝思维活动，不过那是遥远的飘忽不定的茫无头绪的，甚至弄不清是不是自己在思维，我不知道世上究竟有没有机器人，也不知道所谓植物人活着是什么状态，只记得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只比死人多口气”，大概就是我这个样子，那一口气随时都可以离开我的躯壳而去的。

“我不信任何宗教，不相信有什么天堂地狱，也不懂什么叫清静虚空，更不奉行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信念，我读书不多，也不知道什么叫理想气节，从来就没有过人生的什么追求，凡夫俗子一个，只知道做一个普通人过平常的日子，为什么我这一点起码的要求也达不到呢？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置我于死地呢？是不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一类人为时代服务，没有我老戴还有老张老李，我只是撞上的一个道具而己呢？想到这里我思想上像是开了一点窍。我心情开始有些平静了，心想既然时代还需要我这样的人，这种特殊构造的房子还要有人住，摊上谁也不好受，既然摊上我就是我吧，我不是宿命论者，也没有什么舍我其谁的崇高信念，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心情一平静下来，活的就简单多了，渐渐地我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那样想也只是给自己加罪受，要是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后果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那还不如绝食死掉算了。既然还要活着就活得放松些，什么都不去想，连老婆孩子咋样了也不去想，想也没用，也不注意每餐吃的啥，更不关心什么时差温差声音光线了，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一天天活着，早忘记了现在是驴年马月，乃至忘记了这小房子之外，还有个尘世的存在……

“突然有一天，久闭的小铁门咣当一声开了，我没有一点反应，接着似乎听到有人在喊：‘戴青，出来！’戴青是谁呀？对我喊干什么？我是戴青吗？啊！是呀，我不就是戴青嘛！久违了，居然我还记得自己这个名字。出去干啥？我呆在这儿不是挺好的嘛，是要枪毙我，还是释放我？要是刚关进来时，听这一声吆喝，我肯定要心惊肉跳了，现在不了，现在都无所谓了，生和死也差不了多少，出去就出去吧！

“‘戴青，带着你的东西，你无罪释放了，到办公室办手续，你老婆孩子在门外等你！’

“就这样我关了十八个月之后，又放回来了，恢复了党籍，还当我的总务科长。那是1962年下半年了，有人告诉我，前不久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说到要平反冤案，要落实政策，我就是一个例子。我不懂也不信，要是那样，为什么我们医院打了那么多右派，怎么一个也未平反？我只知道一个事实，释放我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书：‘经鉴定此笔迹不是戴青所作。’ 至于做出这个结论是否与七千人大会有关，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时期我被关进单间牛棚，是意料中的事。报上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嘛，到那时我要有命活着，肯定还会再关进去的，所以我对自己身体从不关心，多活多受罪，一个人只要一次被运动上了，那你永远都是运动对象了，你是逃不脱的……”

记得当时我听了戴青的独白之后久久缄默无语，如今戴科长早己魂归道山，我回想起这些话时，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2年8月27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