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一一我的右派经历

               茆家升

                 任何事情，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谁也无法

             预测可能的界限。

                                       一一歌德

一、小引：“心随画面忆华年”

这是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我最喜爱末一句，人生谁不惜青春呢？年轻多好！可以梦想，可以憧憬，可以发奋，也可以偷偷懒，可以读你想读的书，干你想干的事，到你想去的地方去，还能撒撒娇，使使小性子，甚至还能犯点小错，跌几个小跤。青春是早晨的太阳，是春天的鲜花，是蓬勃向上的幼苗。

然而，我的青春是黯淡的，是凄凉的，是饱受凌辱的，是孤立无助的，是无处倾诉的。二十岁那年我就被“运动”上了，从此沦为二等公民，一切属于青春的美好事物，都离我而去了，我只能苟活着，只能在九分绝望一分希望之间挣扎着浮游着。正如我在悼一位难友也是自悼诗中所写的：“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永远难忘的是，我最黯淡最凄凉的青春，是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渡过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有天下第一名山之誉的黄山。黄山给我的感受是特殊的，这里的千峰兢秀万壑风流，这里的烟云浩淼万千气象，开阔了我的胸襟，丰富了我的想像，常登山也锻炼了我的体力和毅力。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好河山里，运动之势也是那样的肆虐严酷，人心一样的险恶，一些和我同样年轻的医务人员，刚刚还一起说说笑笑，为何运动一来，转眼之间，马上成了凶神恶煞，言词刻毒，招招都是毒招，必欲致人于死地。那时黄山上工作人员很少，就五六个单位，一二百人，但是运动一样如火如荼，管理处一位21岁的刚毕业的林业技术员就被整得精神失常。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

岁月无情，四十多年的日子也如白驹过隙，说过也就过去了，当年黄山上的一翩翩少年，如今已是白头老翁，晚年的我，和许多老人一样，也常枯坐在电视机前，无目的地随着画面转悠，经常弄不清电视里播的是什么，但是，每当电视里出现黄山的画面（这是在许多频道都会经常出现的），我的神情都会为之一振，眼前都会一亮，思绪随之翻飞。尤其是旅游节目，详细介绍黄山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不仅因为这里的一丘一壑我都十分熟悉，而且经历过思想上巨大的反差，反右之前，年少气盛豪气干云，俨然以黄山主人自居，登天都绝顶时，也曾写下过“六省高峰我独先”这样豪放的诗句。然而，运动一来，我马上成为黄山的罪人，我在山上挖过竹笋，摘过茶叶，背过茅竹，也曾被放逐到北海建筑工地，一个人住在与诸残破神像为伍的破庙里，睁眼闭眼都是凶神恶煞与假慈假悲。别看现在黄山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五十年代的黄山还是行人稀少，有时大雪封山时，漫长的山道上，只有我一个人彳亍而行，感受的是无边的凄凉与孤独，小小年纪，即开始品尝人生的苦酒，直到被逐出黄山，接受更大的磨难。

“心随画面忆华年”，美丽的黄山画面给我的感受是独特的，近半个世纪后，记述一下我这个小右派的经历，也是给那个时代，留下一些真实的纪录吧。

二，被隔离在人群中比挨批斗更难受

1955年我合肥医校毕业，分配至黄山疗养院任职。到黄山不久，就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先是我们的宿舍，到小楼前一站，就被镇住了，傍我们疗养院大楼一侧的，是碧瓦琉璃，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的一座精致的小楼，掩映在万绿丛中，背后人字瀑飞流直泻，楼前桃花溪碧水潺潺，真是太美了，走近一看，在门楣上还依稀可见三字题词：“正道居”，下署“段祺瑞”。（被人用石灰水抹了一下）段祺瑞！不就是那个皖系军阀头子段执政嘛！这是他的别墅？对，正是！再往里走，我进了二楼我的宿舍，啊！好漂亮！枣红地板，粉红的墙，宽敞的客厅，舒适的卧房，还有接人字瀑天然水的抽水马桶，这些都不必细说了，当有人告诉我，我住的这间房，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关押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住处时，先是一惊，惊奇自己一下子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么贴近，接下来又有些不安，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一个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生活，搅到一些大事情里，不一定是好事。不过段祺瑞也好，张学良也好，毕竟都是历史人物了，不会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疗养院初建时很闲，休养员不多，是读书的好时机。不过医学很特别，越忙越能读进去书，可以学以致用；闲下来反而不知读什么书好了。那就读闲书，当时黄山图书馆藏书不多，在文学那一栏，我几乎是挨着一本一本往下读，书是读了不少，不过既无目的，又无人指导，谈不上多大收获，就算是开卷有益吧。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先生的两本书：《萍踪寄语》和《患难余生记》。先生文笔流畅优美，爱憎分明，伸张正义，且极富感情，引人入胜。特别是先生所记述的事，国际也好，国内也好，都是人们很关注的大事，尤其是先生与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遭受的苏州之狱，那是抗日期间全国乃至国际共同关注的大事，我虽生也晚，也听家长和老师说过，那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先生以亲身经历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亲切感人，真获益匪浅。对七君子更是充满了崇敬与仰慕之情。

正当此时，我忽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我到黄山观瀑楼别墅，去拜望沈钧儒沈老，并担任沈老的保健医生，随沈老一行登山去玉屏楼北海西海一带观光，因为担负沈老保健医生的沈老长子沈谦博士，心肌功能不太好，不便登山，才临时委我以重任。记得当时我既兴奋又怵惕不安，这本不是我一个十几岁刚毕业的中专生能担的重任，那年沈衡老已是82岁高龄，倘若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好在沈老当年身体很好，总算平安下山了。以后我和沈老一家人，包括长子沈谦博士、三子画家沈叔羊先生、女公子沈谱女士、秘书王建先生，相处得都很好，他们待我很亲切，沈老回北京前还和我合影留恋，并赠我一幅记事留言墨宝，据行家说，那是沈老赠人的绝笔，弥足珍贵，我保存至今。

和七君子家长沈衡老一家短短相处，对我一生至关重要。在我罹难后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一个人不问是伟人或是普通人，一生中总会受到各种磨难的，一个男人总要昂着头，面对一切灾难，虽然跟不上伟人的脚步，多少也懂得一点强大并不就是真理的道理。

要说真正走近历史，那还是和黄山疗养院001住院号病员，前合肥市长江城同志的几十年的相知相处。

江城同志是位传奇人物，是三十年代投笔从戎的一位儒将，是省报整版点名批判的党内大“右派”，文革后期是周总理指定要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晚年是诗名远播的诗人。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应该是文革史不能忘却的一部分，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知情人，后面还要细述。这里先记述1957年反右时我们共同的遭遇。

江城同志是1957年4月来黄山疗养的，如他自己诗中所述的，是“病余赢得一身闲……来此三十六峰间”的，本无大病，只是战争期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以后当上了省会城市大市长，更需要日理万机，刚转任省劳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党政一肩挑更是忙的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借一场小病，获得了到他向往已久的黄山来修养数月，可以想见诗人素质的江城，是如何的高兴了。但见他手不释卷，终日吟哦，完全是位诗人形象。我那时因为工作清闲，常去他房内闲聊，看到他带来的许多线装书，和桌上许多诗稿，他说我可以随便翻翻，也可以说说对诗作的意见。我一个二十岁学医的中专生，知道个啥呀，居然也大言不惭地胡扯一气。好在江市长并不见怪，还和我道短论长，当然主要是对我的指引与辅导了，我受益良多，他是我真正的文学引路人，终生难忘。

一个老革命，政府要员写诗，一般人想象之中，大概总不外乎革命理想远大目标乃至战斗岁月回顾什么的，我相信江市长也会有这类作品。但这次是病后来黄山休养的，写的完全是个人感情的舒怀，特别是对名山胜水优美大自然的赞赏，使我对早期共产党人多了些全方位的了解。

那时读过些什么样的诗作，时隔久远，大都忘记了，还记得的有这样的几首诗：“烟雨迷蒙四月天，桃花开尽柳吹绵。闲庭寂静无人到，斜倚东风听杜鹃。”是写来黄山途中小憩的。“柳丝拂拂晚风凉，隔岸歌声喜欲狂。小艇载来人俩俩，红桥绿水对斜阳。”是追忆和夫人在逍遥津中荡舟情景的。看这样的优美的田园小诗，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共产党要员写的诗。江市长见我犯疑，就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也憧憬爱好人间的美好事物，我们正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才前仆后继去战斗的。如果解放了，百姓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那还革什么命。由此他还开导我，说古诗中的美人芳草，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广义的，比如屈原的作品。这些话对我真是大开眼界。当然，江市长还写了很多黄山的诗，不过那时正春风得意，写的无外乎诸如：“……徘徊西海门，奇峰各异态，流泉鸣涧底，鸟语烟云外，深潭临绝壁，疑有蛟龙在。”《咏西海》这类的山水诗，和他遭难后再来黄山所写的诸如：“……深山不识谁宾主，但与风霜共岁时。”《黄山松》那样的沉郁凝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想黄山初识江城，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好书好心情，有点像世外桃源了。

谁知霎那间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开始了，报上每天都有新消息，而且有很多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文汇报》，报道了各种言论不说，还长篇连载了美国作家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访苏的报告，记得有一节，题目是《巨大的疯狂》，揭露了斯大林三十年代搞肃反的疯狂镇压行为，杀戮了大批党政军要员，读来怵目惊心。省报上的消息，主要是关于曾希圣盲目强行推广农业所谓三改的，还有就是关于一九五五年到五六年肃反工作扩大化的意见。“三改”问题我不懂也没兴趣，只是说到肃反，我自然会想起我在合肥医校时亲身经历的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的荒唐政治运动，因此感到报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也就是感觉而已，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也没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我又不是什么文化界名人，更与民主党派不搭界，不问阴谋阳谋，我都不会是运动打击的重点，本来应该平安渡过的。

这时江市长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大变了，他毕竟是位政治家，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那里还有多少闲情逸志吟诗弄文，关注的重点已经主要是时局了。开始是我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肃反是否扩大化的问题，其实我是瞎操心，肃反扩大与否，是政党政府的大事，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孩子该过问的事，何况我又未挨整。记得江市长并未批评我多管闲事，倒是说了省里肃反的一些实情，特别是刘秀山马野林夫妻的冤案，他说早在1940年，他和刘秀山就都是中共六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刘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作战勇敢，刘大胆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承元帅起的，也不只是褒奖，还有指责他大胆误事一面。但再怎么说也不会是特务，打刘是特务完全是曾希圣和当时公安厅长邢某的栽脏诬陷。省里别的情况我不了解，马野林案件可是熟悉的，因为合肥医校那场荒唐的肃反运动，就是从听马野林坦白检举录音报告开始的，决不会想到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原来只是子虚乌有的一场闹剧，是有人为着某种目的而编造压榨出来的谎言。当时我就想不通，一个几千万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干这种欺骗百姓的事？江市长还由此说到42年延安整风一事，那时他是作为皖中某根据地负责人去延安参加整风的，也曾出现过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过只是淡淡提了几句，我不了解历史，所以也未深谈。以后省报头版整版点名批判他是党内大“右派”，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说江攻击反对延安整风，可见江是高级干部中较早对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表示异议的人。

江在黄山和我谈的较多的，还是对曾希圣盲目推行农业“三改”的意见，江说他出身农村，对农业是熟悉的，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双季稻，他带工作组多次到基层实地考查过，很多地方强行推广“三改”，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坑农行为。他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有责任为农民说话。他不仅是说了，而且付诸行动了，他不再写诗了，而是一连数日伏案奋笔疾书，我知道他在做关系到全省几千万农业人口，今后何去何从的大事，不敢去打扰他，当然这样的大事，他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孩子细说。

大概是57年8月中旬，他回合肥了，不久就在省报上看到他被打成右派的整版报导，重中之重就是反对农业“三改”。很多年后江市长告诉我，批判他的整版材料，主要依据就是他在黄山时为安徽农业问题，写给安徽省委常委的信，信很长，不只是一点意见，而是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信是寄给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的，曾不敢表态又转给了位子更高的书记李任之。据李任之在江的平反会上对江说（那时曾希圣已倒台）,他接到江的信感到事关重大，大概是曾希圣在推广农业三改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不同声音，他不敢压下来，就送给了曾希圣，曾看后大发雷霆，当即在信上批了四个大字：“右派言论”。安徽是反右重灾区，有材料证实，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是反对本单位领导，二就是反对“三改”了。省报头版点名批江城是做个示范，也是以儆效尤。

江城被省报点名之后，我还能逃脱掉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已经成了运动的靶心了。我历来是个口没遮拦的人，年轻时更是有啥说啥。在医校肃反时我整了同学，是我一块心病，听江市长说了些省里肃反情况，所以虽然我没有正式参加什么鸣放会，也已经在许多人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复述过江关于农业“三改”问题的见解，这样运动一来批我斗我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还拼凑了其他一些什么材料，是运动中整人的常规行为，对这些我历来没兴趣细辩。甚至到给我改正时，档案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是不管不问。我一个普通医生，靠一点小手艺吃饭过日子，不幸一次被运动上了，我清楚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到一起了，国家要是就这么不断地进步下去，我这样奉公守法的人，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我又不想入党不想被提拔重用，要档案里那么纯洁辉煌干什么？我17岁就在防汛中立功当上了一等人民功臣，20岁还不照打我右派，古人说行止在己毁誉由人，我且过我平常人的日子，到哪一天我驾鹤西游了，那些档案上的是是非非只能是日久化为尘。万一有哪一天国家又刮起运动之风，不问你档案里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些老运动员，还不都要引颈受戮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1957年秋，我接受了多次批斗，我也真诚地写出过一篇又一篇的检讨，甚至可以说“认罪”态度是老实的。我刚20岁，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有多少分辨是非的能力，尽管我还是认为江市长说的话全在理，也还认为不应该在合肥医校中专生里搞什么肃反。但是，在报上连篇累牍大肆吹嘘肃反和“三改”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正确时，我确也曾相信过自己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所以我真诚地写出检讨，不过还一边检讨一边心存侥幸，心想我不就说错了几句话嘛，又不是在正式鸣放会上说的，又未写过什么文章，检讨过应该就没什么大事了，况且江市长这些观点又不只是向我一个人说过，疗养院里许多医务人员都是知道的，闲谈中也是表示赞同的，再说不就是一点见解吗，就算是附和错了，就有那么大罪吗？

事实证明我太幼稚了，太不了解人心的险恶，也不知道政治运动的威力，不知道一场运动不仅可以摧毁一个人一批人和家族，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几乎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甚至扭曲人的灵魂。就拿我们那个只有二十来人的疗养院来说，十几位医务人员都是各中专学校刚毕业的学生，都还是一些单纯的年轻人，尽管平日各人的兴趣追求不一样，总还是机关同事，各人干各人的事，也谈不上什么利害冲突，平日也一起说说笑笑。为什么运动一来，这些人马上翻脸不认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说的话写的大字报还有那丑恶的漫画都是那么狠毒，真是招招都是毒招，都要置你于死地。特别是一个化验员，一天就写过我六张大字报，署个“云海”什么笔名，写到第六张了，大概怕领导不赏识他，也未忘了再加个刘的姓，都写了些什么呢？说来好笑，连我看《红楼梦》都是“罪证”，还质问我大谈《红楼梦》是何居心，要把年轻人引向何方？真是笑掉大牙，好像我已经七老八十了，我不也刚二十岁嘛，比你刘某人还小一些，我能引导你什么？真是高抬我了！尔后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以刘某人为代表的那批人，为什么那么气势汹汹，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我们平日无冤无仇，也没什么可争的，打倒我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是否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运动大手在操控着。

当然，要说年轻人都是这样也是不公平的，这里我要向两位同学同事表示深深的敬意，一是我合肥医校同届同学张吉才，他是我们这一届二百多位同学中仅有的三位党员之一，虽然年纪轻轻，却有早期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刚正又倔犟，不仅没有参加斗我的大合唱，而且公开为我辩护，说我不是不三不四的人，为此他也以包庇右派罪，划为右派，和我先后发配同一农场劳动改造。那时他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为我的事连累了他一家人，真使我愧疚无比，不知如何面对他，其实我又错在哪儿呢？无辜地伤害了他一家，也是对我更深更重的伤害。好在最后定案时，他只划了个中右，未戴帽子，还保留了党籍，我才略感宽慰。另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护士，是我在医院工作几十年所相处的同事中，极少见的纯朴善良又真情待人的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文革期间她所在的那家大医院，到了“横扫”阶段，军宣队工宣队动员全院职工互相揭发批判，那才热闹哩，医院里全是你揭我我揭你的大字报，真正是混战一场，事后清理“战场”，全院五百多人没有被人贴大字报的，仅有二三人而已，沈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她的为人。反右时我和沈女士都刚分来疗养院，以她的为人，当然不会加入斗我的大合唱，为此她也受到了很多牵累，虽说最后未受什么处理，我也应该向她表示真诚的歉意。

57年斗了几次之后就把我晾在一边了，既不做结论，也不给我定性，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两类矛盾，从挨斗起一拖半年，机关里人几乎没人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是非常尴尬的日子，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大概别人也弄不清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无人和我搭话，一个个为了标榜自己的阶级觉悟有多高，都是用那种凶狠的鄙薄的冷酷的目光在看着你监视你，真是生不如死！那种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孤立在人群里，视你为异类为瘟疫，你又避不开躲不掉，更无处倾诉无处宣泄，这种比批斗之苦比劳役之苦胜过千百倍的软性折磨，能把任何一个坚强的汉子逼疯，所以半年后戴上右派帽子被逐出黄山时，反而有一种豁然轻松之感。而一位林校毕业生，因为尚可以废物利用，留在黄山监督劳动，就硬是被这样的软折磨逼疯，他也仅仅比我大一岁。

回想我被错划右派的经历，当然不能说只因为认识了江城这样别具风格的共产党要员，以我当时个人的经历与见解，以及口没遮拦的个性，在哪里都难逃一劫。只是认识了江城之后，听他条分缕析的剖解，思想观点成熟了许多，要说我在其他地方被打右派，可能还是稀里糊涂的，而认识江城之后，站在曾希圣这样推行极左路线人的对立面，就多少有些自觉自愿的味道了。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二十岁基层科技人员应该有的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见解，这样在尔后几十年的苦难生涯中，就更多了一层思索之苦。所以我说一个普通人不该接近历史，不该知道那么多那么深，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日子。

但是，话虽这么说，结识江城对我来说确又是难得的机遇，从划右派那天起，我就未后悔过，我们双双右派加冕后，我在被押往农场改造的途中，在屯溪小息时，我还去了旧书店，看到了木版带封套的四卷线装本王逸注的《楚辞》，我立即想起江城说过，王逸注的《楚辞》是很好的善本，当即买下并邮寄给他了。多年以后江城对我说，他是在发配到宣郎广农场劳动前收到这部书的，当时是又高兴又苦笑，高兴我罹难后还未忘了读书，也笑我孺子不知愁，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分情致。

从此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我们不通音讯，不知各人是死是活，其实他当时在皖南的郎溪宣郎广农场，我就在一山之隔的广德门口塘农场，都在劳动改造，当然通不了信息。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的霸王曾希圣倒台了，新省委着手给我们平反，江市长当然首先平反了，并随即出任滁州行署专员。而我这样基层人员，虽然平反结论已做好，等待宣布了，突然最高指示一声令下，平反戛然而止了，我们只得依然当我们的摘帽右派苟延度日。好在这并不妨碍我和江市长一家尔后几十年的真诚相处,在我最困难时期，得到他们多方的帮助和呵护。说一件小事，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医院，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整我，那些整黑材料的专政队员，居然调查到了江城的家里，江城一听说此事，当时就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些整人的人，小茆二十岁就挨整，他有什么错，都整了二十年了，还要整他，他要翻案说明他是相信党有错必纠的政策，还不应该吗？办案人还要说东道西，江城更火了，桌子一拍叫他们马上滚。很多年后，江城夫人冯阿姨说起此事，我们还一起大笑。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下面还是先说一说四年劳役生涯的生生死死的经历。

三、生生死死说门口塘农场

门口塘农场全称是“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地方，有点像文革后期的干校，实际上是改造右派的场所。有一些下放的基层干部职工和被精简的人员，主要是右派，全盛时期收容了近1500名右派，不过都是处理较轻的，都还保留了干部身分，还有工资和口粮供应。虽然一批划极右的，月生活费只有13元，口粮标准随着大饥荒日益逼近而逐渐减少，到1960年就瓜菜代了。但和五十余万的右派群体处境相比，应该说是较好一些，死人的比例也低些。有材料批露，当年被错划右派的，近半数被送去劳教劳改了，这批人多数死于60年大饥馑，状况都比这家农场凄惨。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里的右派又是受冤屈最深，最不该受到牵连的一批人。我们全来自这个专区的各基层单位，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一个从大学、科研机关或文艺团体来的知名人士，（后期才来了五名大学青年教师）别说没有一个教授讲师，也没一个在校大学生，没有一个作家画家和那怕是三四流的演员，一句话几乎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倒来了很多办事员营业员和一些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学教师，甚至还有文盲和半文盲。天晓得抓右派怎么会抓了这么一批人，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右派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吗？这一千五百名有几个是？！开始我也曾想过，这门口塘农场是否可能是个别现象，后来听说仅本专区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都是曾希圣们的政绩。不过这些情况是我到了总场卫生所之后才逐渐了解的，记得每了解多一点，思想上的迷茫就更深一些，心想运动怎么啦？国家怎么啦？干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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