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3006] 这样做？这么做对国家有什么处？难道真如某部长说的，要把我们这批人长期当劳动力使用吗？当然，我只能一个人私下想，短短的两个月劳动改造，我已经受够了，我自幼体弱，完全不能适应农业最普通的劳动，我要被再次放到农业第一线去，非累死不可。

我是1958年5月发配到这家农场的，农场是山坡地，又缺水源，不能种水稻，只能种些山芋包谷等旱粮，阳历五月还不是大忙季节。我分在二大队，头天刚住下，次日一早就上工地锄山芋草，按说这不算重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成年人都能做的事，早上太阳不烈的时候，微躬着腰，握着小锄头，松松土锄锄草，遍野是碧绿的山芋幼苗，空气清鲜，吹着悠悠的风，倒有些诗情野趣。可惜好景不长，太阳愈来愈烈了，我浑身是汗了，长长的山芋垅总也锄不到头，看看别人都锄到前头去了，我拉后拉的愈来愈远了，我心急了，不想头一天就让别人看出我的无能，我尽量加快速度，可又怕伤着山芋苗，越着急越出事，锄头脱把了，这本来也是小事，可我自小手头活就笨，怎么弄也弄不上去，浑身都是汗了，也沮丧极了。这时过来一位中年人，我更心慌了，怕要遭到训斥。我们生产队是混合编的，除了右派之外，还有些下放干部职工，听说大都也是犯了别的错误，或是机关精简下来的人，总还是自由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呼三喝四的，我正愁着要挨训呢，只见他轻声慢语对我说，小伙子，未干过农活吧，别着急慢慢来，边说边三下两下就把锄头装上了。接着教我锄地时两腿该怎么站，腰该怎么弯，手该怎么拿锄把，锄地时该怎么用力，边说边做示范，果然是行家，锄头在他手里，像武术高手挥动兵器一样，不一会就赶到前面去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他对我说他姓胡，是这个队的副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啊！还是队长，真是难得，我还以为是右派难友呢。不过即使遇到一个好队长，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我还不是每天都得干这样原始的繁重的农活吗，记得每天天黑透了才收工回来，又饿又累，人像要瘫了一样，就这样晚上也不能让你们闲着，照例要开会训话，大队长那个姓张的，就没有胡队长那么好说话了，张口闭口都是老右老右的，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再就是找岔子，找到一点就把大家骂的狗血喷头，即使是无中生有，你也得受着，心中再有多少委屈，你也只能忍气吞声。我们这些本来平白无辜的人，都要接受当二等公民任人奴役任人宰割的现实。不过天天挨训挨骂渐渐也麻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过了劳动关活下来，开始锄锄草还能勉强应付，以后右派来的多了，地不够了要开荒，还限定了任务，各个队都要披星戴月出工，带巴根草的山坡地，要用六七斤的大镢头，高高抡起用力砍下，才能挖起带草兜的荒土，还得用镢头砸碎它，是十分累人的重活，我根本干不了，挖不了几尺远，我已是心慌气短汗流浃背了，真记不起一天天是怎样熬过来的了，只知道我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再这样拖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力竭而死，成他乡的孤魂野鬼了，那年我才21岁。

正当我快熬不下去时，突然通知要我到丰产突击队报到，我一听心想坏了，普通生产队我都干不了，再去什么突击队不是要我死得快些吗？哪里想到这里竟是我生的转机，当我一进丰产队时，见到队长竟是我熟悉的胡队长，顿时心头一热，不过也猜不透这位当时给我印象很好的人，当上我的顶头上司后会怎样？只听胡队长说我们要实现农业大跃进，光凭干劲是不行的，还要科学种田，所以我要来了几位知识分子，有学农的技术员，有学医的，也有当过领导干部的，希望大家多出好点子，用科学方法做出成绩来。不仅说话客气实在，而且半个右字也未说，他不仅当时未说，以后也从未提过一个右字，仅这一件事就暖了大家的心。其实，胡队长是位务实的人，平日话不多，办事实在，那时生产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胡队长天刚亮就把我们喊起来了，借着蒙蒙的晨曦，我们就开始积肥挑肥了，等到大队人马出工时，我们已经干了很多事了，真是一付突击队的派头。晚上也是一样，大队人马都收工了，我们还在丰产田里干活，而且效率高，屡屡受到作业区领导表扬，外队的人都认为我们吃了大苦了，其实这是胡队长为了保护我们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安排，看起来我们出工最早收工最晚，实际上我们工作时间最短，每天太阳一烈时，我们就收工了，对外说起来我们这些在农场来说是知识分子了，正在研究丰产方案，在讨论如何科学种田，其实是带着大家躲过了烈日的煎熬。好在胡队长并不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其实这也决不是胡队长在耍滑头，而是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午那么大的太阳，地里四五十度的高温，那时出工除了熬人还能干什么？再就农业生产来说，保护好劳动力才是再生产的根本保障，人都拖垮了，还能跃什么进？大跃进时各地多几个胡队长，怎会饿死那么多人？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作业区仅有的三位农业技术员都在我们丰产队，我们队的产量是最高的，劳动成果也是最好的。回想58年时各地大放卫星胡吹瞎说时，我们小小的丰产队，还在按农业的规律办事，真有点沙漠里绿州的味道，这一切都得感谢胡德树队长的一棵仁者之心和有胆有识的周到安排。

就在这丰产队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真挚的朋友李青同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是相互关心的，主要是得到他的关心与帮助。在一些重要时刻，帮助我改变了在当时来说是很难改变的艰难处境。他当时虽也只有二十来岁，却是农场一千多名右派中惟一的正县级干部，他是为属下担责任而受牵连的，他管辖下的五人小组办公室，本来都是一些当红的青年积极分子，不知为何地委领导要整他们。李青当时如果迎合领导，在下属中狠抓一批右派，不仅可以保全自己，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但他可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更不会盲目跟风，虽说那时他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政治上已很成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是非标准，不能说他那时就看出了反右已经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那时他也只能从眼前所见的事，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比如说他属下那些挨斗的青年人，尽管有这样那样错误缺点，给予批评教育是可以的，但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是敌人，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跟着当时形势把他们往死里整，而是尽他的权力，保护他们不要受到更深的伤害，所以一时形成了斗一个他保一个的局面。这下子地委某主要领导发火了，决定要先搬掉李青这块拦路石，果然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贴了他满屋大字报，打了他一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发配农场劳动。他属下那些挨斗的人，当然也尽皆在劫难逃，小小的五人小组办公室，三十来人，竟抓了二十多名右派，大多数都跟他到农场来了，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好友，我敬重他们，敬重李青也敬重他属下的一批男子汉，也敬重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关怀和默契。可惜这一批干才，除了李青62年即平反，以后成为一家地级市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一蹶难以再振，令人惋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先说一说我们在丰产队的日子，胡队长待我们不错，作业区董主任也算得上是位好人，比那些张口闭口都是什么老右老右的人温和多了，但是，我们毕竟是待罪之身，在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极左之风愈刮愈烈，生产指标一次次加码，劳动强度愈来愈重时，丰产队也不是避风港，特别是农场也和各地一样，要大办钢铁大兴土高炉时，那种日夜奋战，死守第一线，超大强度开山运石子，砍大树作燃料，没鼓风机硬用人力拉风箱，那种原始的野蛮的，拿人当牲畜一样驱使时（用牛用马也得让它们吃饱休息好），你没处躲没处藏, 心里极度恐慌, 还不敢流露, 真是任你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尤其是随着口粮标准的渐渐降低，我们难友处境日益艰难，已经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在在这之前我已经离开丰产队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去了。我能有这一份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境况改变，依然是得力于胡德树队长的鼎力帮助。因为农场右派愈来愈多，总场的二三位下放医生远远不够应付，决定从生产队里抽表现较好的右派医生到卫生所工作。所谓表现好坏，还不是各队队长嘴里一句话嘛，依我在丰产队的生产技能和完成定额来说，只能是下游，但胡队长和李青方后高等难友们，都是以兄长般的心情宽待我，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还在受大苦，看不得我能脱离苦海，而对我做什么小动作，都还在为我高兴。所以我当了医生之后，从未敢忘记我是他们的同类，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救治帮助生了病或劳累过度的难友们，为此一再受到干部医生和总场领导的训斥，就这我也没有后悔过，特别是在60年大饥馑时期，大限临头时，我们争取到了干部医生的支持，向场部特别是向来农场检查工作的地委有关领导，反映了难友们因长期饥饿而致浮肿干瘦的真实情况，有关领导大概也怕人饿死的太多不好交待，终于在粮食问题上有所松动，还特别拨了一点黄豆与红糖给我们卫生所，患浮肿病的难友，凭我们医生病假单可以领一周每天三两这种民间称为“状元红”的食品。别看不上这些极普通的食品，当时确确实实挽救了很多难友的生命。记得为这样救命的病假单该发给谁的问题，我和两位干部医生闹了矛盾。虽说农场也有下放干部，但受苦难最深体力消耗最大的当然还是我们右派难友，所以得浮肿病干瘦症的也主要是他们，他们有了病自然首先想到要找我们这样的右派医生，我也只是根据实况发出病假单，可是这样的单子开多了，麻烦就来了，有说我包庇右派的，有说我刁难下放干部的，还有说我屁股坐歪了的，我知道了也只能装聋作哑，不想辩也辩不清，好在两位干部医生张医生和陈医生，总的来说还算通情达理，虽也少不了给我一些批评和“劝告”，还没有太多的刁难。以后大概是迫于总场的压力，才将我第二次流放到一个边远的小作业区医务室，室里就我一个人，只能边看病边劳动了。好在还算是总场卫生所的下派机构，和总场关系还比较密切，常常可以借领药和会诊等事宜跑跑总场，体力消耗还不算太大，也才没有累死在那个凶残歹毒的作业区主任的手里。

到了这个叫赵家岗的作业区，我才真正面临生死关头。这时已是1960年开春了，经过58、59两年的持续跃进，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猪场等诸多荒唐行径之后，所有难友的体力都已消耗殆尽。 本来冬春之际应该休整一下了，可是跃进的号角却越吹越响，那个赵主任像周扒皮一样，天不亮就把我们轰起来，地里实在没事做，就铲草皮积肥，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别看地皮上只有稀稀的几根矛草，却都连着大根兜，只铲表皮的草是铲不断的，必须连根挖，而巴根草是盘根结错的，挖出来再斩断它谈何容易，非累得你七死八活不可。可是这些主要是根须的纤维状物，哪里有什么肥效，却严重地破坏了大地植被，被铲过草皮的山坡地都很快就沙化了，几场雨一冲就只剩下啥也不长的骨土了。大炼钢铁需要燃料，把山上粗一点的树都砍光了，以后连地上的草皮也扒掉了，往后农民的日子怎么过？！60年大批人的非正常死亡，能是一日之错吗？不过要直面一个个青壮年饿殍的死去，还是在一个叫做新杭水库的工地上。

农场没有修水库的任务，这可能是农场死人较少的原因之一，据说农村死人大都与修水库有关。那是硬活，硬是要把一筐筐土从库底挑到坝顶上，少一步是不得到位的，不像地里活，做深做浅做快做慢没个定数，要好糊弄些。再说人体力的消耗也与宣传鼓动有很大关系，虽说农民下地有时也有打着红旗与口号牌子的，毕竟是少数，形成不了威慑的力量，而所有的水库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而且照例都要进行社队之间劳动竞赛什么的。因此人上了水库工地，有点像工人进入了自动化的流水线，你就是流水线上的一粒棋子，是忙是闲由不得你个人说了算，而是被口号声被程序化的链条控制着，人们的体力就是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逐渐消耗掉的，而且这种消耗是随着水库工程的进展日渐加重的。库底愈挖愈深，坝顶也愈高，那从库底运一担土到坝顶就愈难。先不说各地修这样的土水库，因为没有科学设计没有钢筋水泥强固，全是一些浮土，绝大部分都毁于来年春汛的大雨。而且这样的水库修的愈高愈大，造成的损失与灾难也愈重，冲走的全是可以生长粮食的沃土，留下的全是些寸草不长的骨土。我在农村生活多年，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大地伤疤式的山洼洼，这是后话了。当时最现实的问题，是修这样土水库夺去了无数农民父老兄弟的生命，几乎全是饿死的。很多农民的朋友告诉我，种田本来是半年辛苦半年闲的，辛苦的时候比如开秧门和割稻掼稻时，都吃的特别好特别饱，一般一天都吃五餐，不然就干不动。偶尔有挑水库这样重活，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可是当时是什么局面呢？人们已经长期低标准瓜菜代，储粮都被挖地三尺搜刮一空，已是奄奄待毙了。把这样的农民兄弟赶上水库工地，不靠粮食支援，尽靠宣传鼓动，不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赶吗？难怪有大批农民兄弟被饿死在水库工地上。

我到那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次数不多，是跟我们作业区难友们一起去积肥的。水库上人多，随地大小便的人也多，我们是去拾野屎的。在工地上到处转悠，我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触目所见，除了少数管理人员，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健康人，不是瘦得像一根竹竿，就是肿得像个蒲包，走路都歪歪倒倒，个个一脸菜色，目光呆滞，别看到处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实地干活的人早已是充耳不闻，都只能在那里磨蹭。土筐里也只能盛二三锹土，步履蹒跚地往坝顶上走，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两眼发黑，有人就这么中途倒下永远也起不来了。常常是那里惊慌地围着一圈人，那里就有人＂路倒＂了(所谓路倒，就是指已经饿极了的人, 在挑担甚至步行途中, 突然倒在地上, 先是昏迷不醒, 如不及时抢救, 很快就死了) 。按说我还是个医生，能救治也救治过这类早期也只是低血糖休克的普通病人，可我每次都走开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挑着粪筐的拾粪者，我拿什么给他们治病救命，即使我带着药箱给他们救了一时之急，我能有大批粮食保证他们的后续治疗吗？我不敢上前还因为我太懦弱，是个犬儒主义者，不敢直面“国殇”式的大批善良百姓的无辜死亡，更没有勇气对这种死亡作深一层的分析探讨，只有一点低等生物式的愿望，就是千万别摊上我，我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

以后我们这个作业区在邻近一个矿山找到了肥源，就再也没有去过水库工地了，但是农场四周的农村依然不断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我们除了感伤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面对四周农民的无辜死亡，多少还是有些作壁上观的味道，那么农场里严酷的现实，就与每一个难友休戚相关了。特别是我们这个作业区，由于那个凶残歹毒的赵主任的高压管制，已经开了农场饿死人的先河，弄得我们难友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屈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或是成为饿殍，路倒在哪一条沟壑之中。

先说说姓赵的其人：本是某基层供销社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精简下放到农场来了，又因为他身强力壮，农业内行，不久就当上了作业区主任。别看不上这几十人的小作业区，可是正区级编制，姓赵的不止一次对我说，以后他回县里，不想在城里当什么部局长，只想回原地当个公社头头就行了。我懂得他说的意思，他只有小学文化，城里官是难当的，乡下要好混多了，而且是真正的荣宗耀祖。可以想见，一个被供销社精简下来的勤杂人员，到农场转个圈就成了区乡的头头，世上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又是实实在在落到他嘴里了，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遇。他要是头脑清醒一点，应该想到作业区的所谓成绩，全是受难右派们吃大苦干出来的，别看我们全都是蒙冤受曲的，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全与姓赴的无关，各人只想苦撑苦熬熬到能摘掉帽子，日子过得好一点。而且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右派，绝大部分都是开罪了本单位领导惹的祸，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对姓赵的都不敢有半点违抗。本来姓赵的只要不说是同情心吧，那怕能有一点想到我们这些难友都还是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不要太苛待我们，不要把大家都往死路上逼，大家还是会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地为他日夜辛劳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天真了，世上确是什么样人都有，有人本性就是极其凶残歹毒的，这个姓赵的应该是个典型。如果他只是文化程度低些，思想方法片面些，那怕是思想上极左吧，管得比别人严些，难友们虽说多受些苦，也还能理解，大不了背后发发牢骚哀叹几声命苦罢了，谁让自己中了阳谋圈套成了二等公民呢？既然是来劳动改造的，就未想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实在想不通他对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难友，哪来的那大的仇恨，整天板着张大马脸，两眼凶光逼人，似乎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开口闭口都是他妈的你们这些老右，有事没事都是不骂人不开口。 而且自有他文盲加流氓式的独特骂人语言：他骂了你，你如果低着头，他就说你：“整天勾着头和卵子算账，哪天栽死你们这些狗日的！”；如果你敢抬头看他一下，他马上盯着你骂你：“看你两只眼睁着像驴卵子一样，看我干什么，想造反呀！小心那天把你这双驴卵子挖出来喂狗吃！”要说开始时，他可能受了的报纸宣传，真把我们都当成了坏人，所以这么凶狠，尔后见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他该有些收敛才合道理，为何愈来愈凶呢？我曾想过，这也可能是人恶的本质之一，人能凌驾他人之上可以任意侮辱人奴役人，大概是件很舒服很受用的事，而且一旦食髓知味之后就放不下来了，好像不骂人不欺凌人他的日子就没法过。我和他相处近两年，似乎他除了骂人，就未正经说过话。以后他的罪行开始败露时，更是做贼心虚地整天拍台子骂人骂的更凶了，说什么你们这些右派狗杂种，想跟我共产党员碰，瞎了你们狗眼，非要把你们一个个砸的稀巴烂不可！他就这么一边骂人凌辱人，一边作恶多端直到被绳之以法，到他早就该去的地方去，直至恶有恶报，饿死在劳改农场。

说句实际话，我们这批难友，在运动中哪一个不是挨了七批八斗，受侮辱的话不公正的话，谁不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哪里还会一个半文盲的恶言恶语。如果他在实际行动中不是比恶毒语言更凶狠百倍，我也不会在他已经死去近半个世纪且家破人亡之后，还要愤愤不平地在控诉他。他实在是做的太绝了，什么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都不必说了，就说一件他坑人的绝招：那是60年初了，粮食定量已经降到22斤了，一天七两定量分成三餐，吃的还全是山芋糊山芋叶子，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不能动了，还得干重活，要想活下来，只有靠偷队里的一点碎山芋，再拾一点白菜叶子萝卜头子糊糊肚子。这时姓赵的一家，每天吃的油光光的就不说了，他要有一点人性，睁只眼闭只眼，放大家一条生路，那他骂人骂的再凶，难友们也不会计较的。可是正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卡紧了大家的脖子，他管山芋有个绝招，就是查看各队茅坑里的大便，他知道吃山芋糊拉什么样屎，吃山芋渣拉什么屎，吃熟山芋生山芋又各拉什么样屎？他每天都到各队的厕所转悠，如果发现货不对板时，能把全队人都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确定了是那个难友，更是拳脚交加。三队难友周志艮已经饿的奄奄一息了，一天不知从那弄到点生山芋头子，洗也未洗连皮都吃掉了，结果被姓赵的逮住了，当晚就开批斗会，姓赵的把周志艮痛骂了一顿之后还不解气，当场对着周志艮临胸一拳，接著右脚抬得老高，对周的肚子猛踹一脚，周当场就栽倒在地上，痛得满地打滚。姓赵的这时不但不有所畏惧，还恶狠狠地说他在耍花招，又上前补了一脚，这下子周哼了几声就不动了。我们全体难友眼见着一位难友被活活打死，都吓坏了，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很多人全身直哆嗦，可是没有一点人性的赵德龙，还在说周装死，等到确信周已死了时，还大声叫骂，说死个把违法乱纪的右派，就像死了条狗一样，拖出去埋掉就是了，还警告大家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和周同样下场。

周是来自无为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仅仅因为一块小山芋，就送了一条命，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兔死狐悲，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命运，周之后下一个会是谁呢？什么时候轮到我呢？我能逃脱吗？我从农场看看四周农村，再从农村回过眼看看我们农场，到处都是饥饿与死亡。再看看当时的报纸，天天是大好消息，天天是粮食丰产卫星的捷报，天天是粮食出口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报道，我们的国家怎么啦？现实与舆论为何相差这么远，我见到的事实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的问题？我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国家形势真的像报上说的那么好，我所见到的只是个别现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大概是60年底，报上就开始宣传，说我国遇到了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是旱是涝是虫语焉不详。因为未发大水未见蝗虫，大概就是旱了，哪里旱了呢？居然也包括我们所在的长江以南大片水乡，这里水乡究竟旱了没有，那可是蒙骗不了百姓大众的！那三年可是千真万确的风调雨顺，当地农民怎么形容59年的天气？说是“摇车不动！”此话怎讲？就是说那年天气好到要雨有雨要太阳有太阳的地步。不比一般年辰，雨水多时把田里的水往塘里抽，旱一些时再把塘里水抽到田里，这是平常的事，所以种水田的人家，水车是必备的农具。如果哪一年能“摇车不动”，农民要烧高香的。59年倒是遇上了摇车不动了，可是百姓全去大炼钢铁去了，田里没人管了，结果稗子草疯长，稻谷未收到，尽收的稗子，我就吃过稗子面。就那样我也还曾想过，是否江南水乡未旱，别处旱了，不能一叶障目。以后见到过一分材料，有人统计过那三年的天气情况，全国都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 。为什么不向百姓说实话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可没有想的那么多，只是一些疑团而已。

死难真的接踵而至了，在这之前一个月，一位姓陈的难友已死于非命，他说起来是给雷打死的，其实他也是饿死的。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农业上一把好手，能挑得动三百斤的壮汉，硬是被姓赵的逼着干最重最累的活。他饭量大，每天七两定量不够一餐吃的，终日挨饿，给榨干了全身血肉，把最后一床被单换小麦吃掉后，就死了，真是赤条条而去了。他是基层供销社的工人，半文盲，戴的是什么“反社会主义分义″的帽子，平日我们交谈他根本不知道反右派是怎么回事，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运动牺牲品。

难友一个个死去，特别是农场四周农村大批农民的死去，我们一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我那时虽然半医半农，比其他难友境况要稍好一点，但在姓赵的眼皮底下，时时提心吊胆，惟恐哪天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确实差一点也就死于非命了。我那个小医务室本来和作业区办公室毗邻，姓赵的为了霸占民女为二奶的方便，把我赶到后排土屋去了。一个暴风雨之夜，干打垒的后墙在狂风中倒塌了，后窗连同土块直向我床上砸来，我在朦胧中飞快地跑到室外大雨中，才逃过了一劫。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的危险，还十分后怕，有时还会在噩梦中惊醒。

面对严酷的现实, 特别是农场内外大批人的非正常的死亡, 我们这些难友们, 在挨饿劳累恐怖的同时, 也还在思索着, 尽管这种思索是危险的, 暴露出来更危险，所以思索只能是以地火的形式, 在地下运行。我大概年轻些, 又了无牵挂, 还当着半个医生, 比其他难友处境稍好一些, 就多了一点思索的空间。当然那时我们未想到也不敢想, 是三面红旗的政策出了问题, 但已感觉到肯定是农业政策的那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因为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就是检验农业政策的最好最准确的尺度。虽然说这种思考既无济于事又会惹麻烦冒风险,但作为一个大活人还是要思索乃至要流露的 。记得有一件事差点招了祸：因为我还在当医生, 几乎所有难友都会来找我, 看病之外也会说这说那, 我一再说过的, 这里难友大都是来自底层的普通群众, 大家关心的也只是如何不被饿死, 我们的谈话, 基本上是谈吃的事, 所以也相安无事。到了60年秋, 农场来了五位年轻的大学教师, 都是反右补课补出来的倒霉蛋, 他们的到来, 虽然和其他难友一样, 是来劳动改造的, 但是谈话的内容思考的问题, 就要复杂多了。我向来口没遮拦, 心想既然都是难友了, 还顾忌什么,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未想到他们之中一位姓黄的, 因为又瘦又弱, 不堪劳动重负, 又是个读过很多书很有思想深度的人, 我们之间谈话内容当然也就广泛的多深刻的多,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已经在质疑乃至抨击当时的农业政策了, 这应该是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那时都应该这么想这么做的。一个自诩有知识的人, 面对大批普通百姓的非正常死亡, 完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那他那些知识还有什么意义？！压根儿未想到他一面按他自己的话说, 是憋的难受到我这儿来宣泄一下, 一面却对别的难友说, 说我的思想是如何的危险, 好在我人缘不错, 原先作业区那个作恶多端的赵主任已被绳之以法了, 要不然真不知要闹出什么恶果来。 记得当时是很气愤的, 现在想通了, 他也只是患了运动恐惧症,当时矛盾复杂的心情流露而已，毕竟未造成后果，何必计较呢。未想到的是, 这种运动恐惧症, 几年之后又有人大发作, 那是大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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