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由于姓赵的作恶多端，也由于大环境的改变，地委财贸部头儿发觉了门口塘农场问题的严重性，查清了姓赵的罪行，绳之以法。并在粮食等问题上有所松动，我们的境况才渐渐好起来，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农场解散，我们大批难友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芜湖地直财贸系统分配工作，我在一个小诊所里蹉跎岁月。

1962年曾经给我们甄别平反，我和多数难友都曾做出过平反结论。但是除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少数幸运者，我和绝大部分难友，都在最高指示一声令下之后，平反戛然而止了，继续做摘帽右派苟延度日。不过虽然平反未成，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相对来说还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抓住了这个空隙，我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在小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还谈了一个漫长的无结局的恋爱。最大的改变是在难友李青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从小诊所调到了我以后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大医院。开始了新生活，也面临了新矛盾,在更复杂的环境下，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又将在更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浮游挣扎。

   四，在文革浪潮中浮游挣扎

虽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摘了总比未摘好。现实一点的是摘帽后就不再干重体力劳动了，而且回到城市有了一份工作，表面上看也就算过上正常人日子了。如果所在单位的头头是些比较开明的人，日子还要好过一点。比如我那时所在的地区商业局医务所，局长殷树勋，副局长虞仲奇王祯祥等都是比较开明的人，对下属八大公司的右派都很客气，工作安排得还算人尽其材。这些摘帽右派，经过了四年炼狱般的门口塘的磨难，也算是劫后余生，好不容易开始了新生活，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都很认真。如作家汪曾祺所说，大概都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各单位表现都很好。要不是又来了文革这样更大的政治运动，又挑起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把各人又过了一遍筛子，就那么相安无事地过下去，直到自然淘汰，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总会有许多遗憾的，只要日子能平安过下来，平反不平反也不一定是最迫切的事。平了当然求之不得，未平掉能过几年平安日子也是好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太幼稚，在运动连年的日子里，一个人只要一次被运动上了，以后永远别想安宁。这不，说着说着一场更大的政治灾难就临空而下了，未想到的是，我一个普通医生，竟一时成了焦点人物，牵动了许多机关和许多人，弄得我们这些在门口塘农场曾是相依为命的难友，以后分崩离析，直至视为仇敌混战一场，最后都身心受伤,有人忧郁而死，有人追悔莫及。我虽然算头脑清醒一点，没有加入这场混战，但很多难友为了我受了很多伤害，几十年过去了，每想到那次非理性的混战，心理特别不是味儿。那次混战还使我失去了几位好友，而且是从心里失去的，不像有些知心朋友即使人不在了，友情也是长存的。要不是必须交待那一段牵连到许多家庭的往事，真不愿旧事重提。

我还是先说一说我在商业局门诊所那一段的生活，再说说那场混战。

地区商业局领导对右派难友们都不错，对我应该说更好一些，在那四个人的小诊所里，就我一个摘帽右派，却指定我是负责人，有以我的印章开设的独立的银行账户，局领导从不干预我的业务工作。别看医务所摊子不大，工作还是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因为我的工作投入，还因为和一个医药二级站同隶属商业局管辖，真是要啥药有啥药，许多名贵药大医院没有的，我这里也有，工作还算比较顺心的。当然我朝朝暮暮都还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大医院去。

业余时间我也未闲着，我同时在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个专业，只是以后调到大医院去了，工作忙，放弃了外语，只修完了中文系本科学业，并开始在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算是对自己的鼓励。

回芜湖工作不久，即由热心精干善良的陈蔚文大姐作冰，认识了当时地直财贸系统颇负才名的D女士，从此开始了不无温馨也浪漫也无奈，耗尽心力终无结果，漫漫八年的恋爱。她最后给我的结论是，我爱你但不能和你结婚。我则在恋爱谈得正热时，对难友邵观型俞启国等人说，我谈这场恋爱，有点像种试验田，看看一个摘帽右派究竟能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因为除了戴过右派帽子这一条，其他方面应该说是很般配的，而且就是右派的问题，她也已看过我的平反结论，知道我啥问题也没有，划右派不是我的错，平反结论都签过字了又不认帐更不是我的错！我有权利选择爱人有权利获得爱情，我不必像个侏儒一样，自惭形秽畏缩不前，我可以而且也昂首挺胸去追求我认为我可以得到的幸福去了。花前月下江边湖畔和曲里拐弯的巷道里弄，都曾留下过我们青春的倩影，我还为她写过许多自鸣得意的情爱小诗，一切程序都和亿万青年情侣没什么两样。但是我心里在说，我俩只是普通小人物，男婚女嫁应该是平常简单的事，有什么必要这么缠绵悱恻旷日持久呢，说到底还不是那个右派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我们之间吗？我既然知道她承受不了，何必叫她作难呢？我那什么种试验田的说法，也有点损。我们虽然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但她明知我有右派问题，还能迈出勇敢的一步，以后八年恋爱，虽然有许多尴尬懊恼，毕竟也有许多温馨时刻，对处逆境中的我，都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我们的悲剧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微小部分，也证实了有人论证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

恋爱没有结果，日子还得往下过，回想在小诊所的岁月，日子还算比较平静，商业大院里住着我们门口塘农场来的许多难友，大家同病相怜，经常一起谈谈是很自然的事，谈得最多的当然是盼望着能早一天平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一些有过一官半职的，还想回到党内，还想仕途有所发展，都是很正常的。何况我们本来都是做过平反结论的, 当然都还想有一天结论还能生效。就为这说我们闹翻案也可以, 想翻案还是相信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 何罪之有？我们几个在读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谈话内容可能要广一些，会涉及到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我这个人向来口没遮拦，言词可能激烈些，可能抨击过大跃进60年大饥馑这类错误的政策，其实一齐交谈者都有切身经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见到无数百姓的无辜死亡，都会发出同样愤慨的，何况那样的灾难也是逼着我们而来的，差一点我们都成了他乡之鬼，怎能不刻骨铭心？要说谈话内容完全不涉及这些方面，那是自欺欺人。当然我们也都清楚，这些议论是犯禁的，我们都经历了大风大雨，前车之鉴不可忘，为这些空议论再弄个罪加一等，就太傻了。但是，如果面对自认为是密友时，再说假话，就太没意思了。具体的说吧，那时我和张景影同一宿舍，我俩是门口塘农场年龄最小的右派，都是文学爱好者，当时同在夜大学中文系读书，在最困难年代我们是相互支撑着熬过来的，有相互赠诗为证。三年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包括饿死很多人，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发发议论是平常的事，我相信有同样经历的人，只要他有正常的良知，都会有我们同样看法的。今天人民公社大跃进已经否定了，饿死人的事实也已披露了，议论乃至发表文章，已不再是禁忌，而六十年代这么说可是了不得的大罪。这位姓张的，如果只是观点不同，不问他以什么方式表达了，也不问后果如何，那怕定我的罪，我也无话可说，最多只怪自己交友不慎，你不能不承认别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问题是这位姓张的和我的观点并没有不同，也并没有在什么压力之下，只是怕再次被打倒，就什么都不顾了，纠合了一个姓方的糊涂人，勇敢的跳了出来，而且对劝阻他们别干傻事别自投罗网的难友陈炳南徐毅等人，一齐发起总攻击，真有点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的“豪气”。姓张的这么做的时候不知想过没有，一是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怎办，我的记性好那可是出了名的；二是野狐死走狗烹把我们一网都打尽了你能逃脱吗？即使你逃脱了，那么多人都栽在你手里，你能洗干净手上的鲜血吗？三是如果你计划落空了，你将怎样面对门口塘大批难友呢，今后又如何生活呢？这三点除了第一点我一个字也未回应他，其余两点都不幸言中。有可靠材料证实，有关领导（好人殷树勋局长已调走）见到张方二人跳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连忙制定了一个彻底打倒右派翻案集团的详细方案，一边上报地委，一边立即组织火力展开对陈炳南徐毅的猛烈斗争。下一步当然是一个个捉了，都捉完了就该捉张方这两个小“舒芜”了。事后听说某些领导正因为自己的这事那事，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忽然知道有人跳出来了，那个快乐劲儿简直没法说，历次政治运动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如此了：既成果巨大，又保全了自己，还不担当主动整人的恶名。好在运动接下来是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们都被放一边去了。捉我们的事一旦停下来，张方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后姓张的早早忧郁而终，姓方的也再没人和他来往，这是后话了。

正当商业局所属各单位，捉右派捉的热火朝天，而且主要内容就是包庇思想反动的茆家升时，而这个叫茆家升的我，竟然在同城一家大医院，被废物利用正在搞大批判专栏呢。这真是个悖论，既然罪魁祸首是我，为何不直接到医院里来捉我，只斗所谓包庇我的人呢，这不是搞错了大方向吗？就说姓张的姓方的两位杀出来的“英雄”吧，也在夜大学中文系滚过了几年，写整人的大字报也称得上高手，为何不送几张到我们医院来把我搞臭，也让医生护士们欣赏欣赏你们优美的文笔呀！确实，从我得知张方二人跳出来之后，而且拿我做文章时，我一直在等待欣赏他俩的杰作，可惜我失望了。不仅没有他俩的，连其他左派先锋们的一张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过很多，一是别看我平日口没遮栏，常常说些叫人心惊肉跳的话，可要成为正式“罪证”，还真没人能拿得出有根有据的材料来，再说我这个人平日随和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也不是只软柿子，兵来将当，惹急了我也会咬人的，所以某些人还真有点怯阵。我也从好的方面想过，即使揭发我所谓最反动的材料，还不就是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说60年饿死很多人吗？我说错了吗？不是事实吗？别人心里就没这本帐吗？那么多饿死的人和被连年运动打倒的人，会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包括左派急先锋们没有一点关联吗？运动来了随随大流摇旗呐喊那是形势所迫，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不顾事实昧着良心，冲锋陷阵追到医院来揪斗我这个平日口碑不错，给大家做过不少好事的医生，可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我说自己口碑不错可不是自封的，系统内许多职工和家属都曾是我的病员，卫生所虽然不大，做不了什么大事, 可我对每个人服务都是到位的，比如我住的是木楼梯一座旧大楼的角落里，夜深人静之后，只要楼梯一有响动，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常常找我的人刚到门前，我就已经开灯开门了。我知道深夜找医生决非小事，我能处理的马上处理，处理不了的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有些很危重的我就陪着上大医院。记得有一次司机黄其国出差了，他的孩子突发高烧抽搐昏迷，我一看很可能是乙脑，就陪着黄的妻子小崔，一家家大医院跑，那时没有出租车，我抱着病孩全身大汗，医院急诊室医护人员都以为我是家属，其实我只是为一个普通工人竭尽我的全力。在门诊所四年，我未慢待过任何一个普通职工，我就不信有人会为了所谓革命运动，赶尽杀绝追到医院里来揪斗我这样不敢说对他们有恩起码是无过的人。还好，这样的事终于没有发生，也许是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否则什么样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因为毕竟没有发生，我的印象总还是善有善报的概念，任何时候多做好事总是应该的。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很轻松, 其实当时整日整夜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白天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还装着没事一样在新贴的大字报前转悠, 实际上时时刻刻心都在卟卟卟地跳, 就怕出现我的大字报, 尽管我知道在这样的大运动里, 我在劫难逃, 被揪出来是迟早的事。出乎本能总是越迟越好。那时白天一天天混过去了, 夜晚日子更难熬, 常常在噩梦中惊醒, 不是梦见被大会批斗, 就是梦见在门口塘农场挨饿的情形。什么叫心灵的煎熬？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是永远体会不到的。那种状态下，只有一件事值得庆幸, 那就是虽说我已经三十出头了, 还是单身, 少了许多牵挂。

记得当时在医院里唯一的信念, 就是祈望着被揪的那一天,越晚越好，一般来说，到后期运动就成了强弩之末了，杀伤力要小得多。而早期要摊上谁，不死也脱层皮。我自诩是读过一点书脑子还不算笨，又是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我要用这些知识和经验，保护自己，起码要争取到生存权。我冷静地分析了那时的形势，我到这家医院刚半年多，和谁都没瓜葛，既然商业局那边没大字报来，这里的人一时还不会对我指三道四，大家对我印象应该是个十分用功读书的人。是的，地区医院调令一到手，我就抛开文学书，埋头读医学书了，我是为生存而读，也为承诺而读。为我的调动出过大力的李青主任汪华科长，都劝过我不要写文学文章了,风险大，还是做个好医生好！我临行前门口塘难友陈炳南徐毅张景影等聚集到我小房间，帮我分折形势：地区医院是大医院，临床医生基本上是本科生，又都是前后届同学，我一个中专生摘帽右派月薪三十几元，又来自农场和医务室，一句话全是劣势，弄得不好会很快淘汰出局的，望我一切好自为之，不要错过了对我来说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遇。我聆听了这些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除了默默点头还能空谈什么呢！我也是堂堂七尺汉子，曾有过很多梦想，马上面临的也只是到一个地市级普通医院当一个普通医生，又不是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我就那么无能吗，真的只是银样蜡枪头吗？我在心里默默承诺，少说废话干点正事吧。

从跨进地区医院大门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我刻苦的读书生涯，真正是宵衣旰食。读医学书有两个要点：一是结合临床，遇到什么关系到基础理论的重要病例，你得从前期的解剖生理啃起，一直啃到后期所有临床相关事宜，基本啃通了，你对这个病和本系统相关疾病，就有了初步发言权了，这还不够。第二，你还必须了解有关这类疾病的当前最新研究成果，那就得跑图书馆查资料翻杂志，那时还没有假论文假资料一说，材料都是可靠的，而且论文后面都要如实地标明参考文献，你可以根据这些参考文献一直追下去。材料都基本查完之后，不敢说你已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起码你就是有关这类疾病的明白医生了，临床处理病人就不会出大偏差。如果掌握的资料多，原始记录完整，又能找到新的切入点，那你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了。那时可说是真正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医学书。读书对我不仅是为了生存, 也是一种逃避, 逃避那些异样目光和闲言碎语。这家医院是反右重灾区,400多人的单位, 抓了近40名右派和各种分子，有劳改的、劳教的、开除的、下放的, 一句话都是送走的, 这些都在常理之中；未想到的是居然还会从一个小医务室调来一个摘帽右派, 还只有中专学历, 还到大科室来做临床, 真是咄咄怪事了。所以说什么样的闲话都有，大概也正因为与当时常情相差太远, 一时尚难明究竟，所以在人们的眼光中, 除了有蔑视之外, 更多还是猜疑，有点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举目无亲，对这一切最好的回答, 当然只能是埋头读书了。

未想到的是读书也真的读到了机遇。 那是我到三病区不久，见到在内科小图书室里, 堆着几大摞原始病案, 这是我们普内科负责人李日新陈淑时夫妻搜集的368份胆道蛔虫病病案材料。当时陈淑时医师随医疗队下乡了，李医师工作忙，可能也知道我读书尚用功而且文笔还不错，就要我先看看材料，有可能的话先写个初稿。李陈医师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56届高材生，是从中央机关放下来的，当时都是主治医师了，是我院内科主要技术骨干，已经在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由内科主任张又及和他俩联名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恶性疟疾一千余例的临床分析的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恶性疟研究最多的病案分析，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屡屡被多家书刊引用，他们都是学业有成的大医师。我刚进院理论实践几乎都是空白，李医师即让我染指他们的科学研究，这已不单是一点信任，也是一点敬重了。我当然得抓住这个机会，先是仔细查完这368分病案，作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摘录，接着就去图书馆查阅几乎所有相关文献，记笔记做卡片，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我向李医师汇报，我说我们搜集的病案算比较多的，但是和已发表的上千例以上的资料比，我们在数量上时间上都落后了，如果只从简单的宏观上分析，就价值不大，采用的机会也少了。但是我们可以找出新的切入点，比如这种病的误诊漏诊分析研究，以及高热剧痛和合并妊娠时如何驱虫的研究等等，至于文章的规模和档次，暂不定，等初稿写成时再说。李医师虚怀若谷，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干就干，半个月之后，我从三个不同角度写成了三篇论文，虽然谈不上什么理论上的重大成果，却都是言之有物的实实在在的科学记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是非非如实道来，既不造假沽名钓誉，也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这正是我们这样基层医院可以做到也应该做的事。因为医学从某种角度看, 也是一种实践科学和经验科学。李医师看了很满意，该定稿署名了，当然是李日新陈淑时茆家升了，工作是他们做的，资料是他们搜集的，我主要是个记录者，能叨陪末座已是幸事了。可是李医师拿过笔，三个人名字各领衔一篇，我当然不同意，李医师用一贯温和的语调说，就这么定了！这些文章以后都陆续发表了，由我领衔发表的那篇文章，还被收入专著出版。以后又由李医师牵头由我执笔，还写了一篇有全国部分医生参加讨论的文章，也发表了。有意义的是，这些文章写于文革前，发表却在文革后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革时所有的医学刊物都停了, 纸张都拿去印毛主席著作去了。有材料记载, 文革期间, 仅<<毛主席语录>>一书, 就印了41亿多册, 当时中国人口是7亿人。记得当年曾收到过《中华内科杂志》一封空前绝后的打印的退稿信：

      由于我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

    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决定自即日起,我

    社所办一切期刊全部停刊，集中力量出版毛主席著

    作。原稿退还。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肯定是在文革高潮中了，那时革命烈火遍地燃烧，到处是打倒之声，谁还关心写文章的事。我那时呢，虽说再想埋头读书，已经不可能了,倒暂时还处在台风眼里，相对的比较平静。那时我已从三病区转到六病区，在李医师指导下工作学习愉快的心情结束了，在三病区最大的收获，还不是理论实践的提高，主要还是唤起了我对医学的热爱与向往，在大医院做个好医生有多好，不在乎你写了什么文章，重要的还是医治好了多少病人，因为你诚实辛勤的劳动，给别人带来健康与幸福，这是最实在的人生。真的很想就这样能平平安安地过下去，什么平反不平反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到了六病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公平的说主要还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否则尽管上级医师水平素养不一样，我还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学习工作的。可是运动在向纵深发展了，大大小小单位矛盾就更突出了，当然这位上级医师，不问学养上理论功底临床处理能力，和李医生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也没什么，我们不能要求各个医生都水平相当，再怎么也比我强的多。重要的是他对病人表面客气心里敷衍，这种敷衍一大部分原因是他对病情吃不透又不愿老老实实学习的结果，所以常常说些大话空话来搪塞，这样的医生在别处我也见过，也不足为奇。如果不是运动发展到要揪人的阶段，也能平安相处。可是马上就要揪人了，他有发过假论文等小错误，技术口碑都不好，虽说是老党员了，在医院里对立面不少。大概他也听到一点风声，怕要挨整，所以积极要找个替罪羊出来，找谁呢？我这只死老虎就在面前，他高兴了，开始在大小会上敲敲我了，那意思很明显，我是个活靶子，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拎出来。我听了烦闷极了，这种日子有时比直接批斗更难受。我心想你这又何苦呢，你在医院里的是是非非全和我没关系，如果运动到了那一步，我们这些死老虎又该拖出来示众了，那我也不能怪你，我知道在哪里也逃不脱的。作为直接领导，不敢奢求能对我加以保护，只是例行公事式的批我斗我，我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他要拿我作替罪羊，掩盖他自己的诸多不是，这就太不公平了，我们这些二等公民，真的没有说话权利了吗？我自信到这家医院工作以来，还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只能引颈受戮呢？我想我得抗争一下，也检测一下民心和我自己的行止。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在医院二门前贴了一张只有几十个字的大字报，只问我那上级医师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真的没有结核病了吗？我问这话也是事出有因，西方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当然比我国先进，但远没有达到已经消灭结核病的地步，我常跑图书馆也看过一些翻译的资料，我知道他并未读过多少书，只是吹嘘一下而已，说心里话我也只是看不惯这种学风，并无什么观念上的分歧，本不值得写什么大字报的，正常情况下当面说一说或是不表态都是可以的。我选这个问题写成大字报，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本不算什么事，如果这个人平日口碑甚好，人们是不会对这句话感兴趣的，这又不是什么三反问题。我决未想到这几十个字的一张纸，反响那么大，先是那位医生回应了我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篇讨伐性文章：＜右派分子茆家升想干什么？＞那真是义正辞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上纲上线了。想像之中我俩的论争，结论是明摆着的，一方是老共产党员主治医师科室负责人，一方是社会底层的摘帽右派，谁会为我说话呢？结果却真的出人意料：先是院办护校两个班的学生，几乎是一边倒的站出来批判那位上级医师，以后医院里的职工也有人说话了，居然也没什么人说我有什么不是，倒是贴了那位医生许多大字报，这一来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了。以后工作组进驻了，他成了受批判的重点，我倒侥幸第一批逃脱了。听说他曾在家里向毛主席像下跪，一再表示他是忠于老人家的，决没有丝毫反党思想。我听了之后，心中很是不安，并非我矫情，我确实未想到我那张几十个字的大字报，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尽管他反击我的大字报，从内容到语气都严厉得多，但后果总是他先挨整了，成了运动首批受害者，虽说在以后批斗他的会上，我再未发过言，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第一个在全院大会上说，首先要给这位医生平反，说我俩的争论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这位医生后来当然没事了，我知道我俩之间以后还会有麻烦的，这个预计以后一再得到证实，对此我并不后悔。

工作组进驻之后，当然斗人斗得更凶了，毋须多说，各地都差不多。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地又斗工作组了，也是一个模式，都是按伟大领袖的战略署办事，也毋须多说。只是这时最大的事，是我院和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而且我也参加了，头一件事就是斗工作组，我居然又积极了一回，倒值得一说。因为工作组并未整我，我反击他们是为医院群众说话。记得工作组头头姓夏，是位能说会写的某局领导，大能人一个。地委挑到他是考虑医院里知识分子成堆戏不好唱，需要有位干将。夏某人果然不辱使命，把我们医院人与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他俨然是医院的主宰，今天斗你明天斗他后天还不知道斗谁，一时人人自危。他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医院里人恨死他了，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可是以革命名义来办事的，对革命你敢说三道四吗？只有俯首听命了！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要想在自己未来的仕途上赌一把了，终于露出了马脚。事情是这样的﹕医院有位副院长，乃现任行署专员夫人，专员当时是靠边站了，但谁能说得清他哪一天不会东山再起呢？他那位副院长夫人，是从大上海来的，人又长得漂亮，长发波浪墨镜朱唇，洋气十足，运动中当然要被批判，也不过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的，并无大事，又来院时间不长，大家不太关注她。忽然间传出了她是出过大事的，传着传着事情就明朗了：她十六岁跟专员结的婚，婚后不久她的弟弟犯了罪被抓进去了，是她利用自己的色相换来了弟弟的自由。这当然是件大事，但听说已经下过结论处理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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