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3006] ，按说这种涉及到高级干部的重大人事机密，怎么会传出来的呢？未听说是夏工作组他们透露的，但夏确实在她的问题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一方面大事渲染这件事，积极策划把批斗副院长一事推向高潮，一面私下对副院长说，说斗她是别的工作组成员干的，他是不同意的，叫她不要担心，他是一定会千方百计保护她过关的。他自以为左右逢源，一场政治游戏玩得天衣无缝。那里想到会风云突变，工作组的威风竟然是什么刘邓路线，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呢，今天就站在被批斗席上了。记得批斗姓夏的时候，医院里职工是少有的兴奋，除了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都空前的一致。特别是对他在副院长问题上的两面三刀都十分鄙视他，我则是当着全院职工和夏的面, 历数他这种卑鄙伎俩,戳穿这个阴谋的, 弄得他狼狈不堪,这位大能人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说有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实有其人，就在批判工作组的全院大会上，一个姓宗的一个姓宋的，居然当场记黑名单，准备秋后算帐。有人把姓宋的小本子夺过来送上主席台，那天正好造反派轮流坐庄轮到我，我接过小本子一看，那可真叫怵目惊心，上面一条条记着何时何地某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喊打倒工作组口号之类的＂反动行为＂,有的下面还划了黑杠子 ，有的打了惊叹号，有的还有批语！真乃铁证如山也，到时不怕你赖帐。真是天生的一位运动高手，不可多得的人材。过去对此人只闻其名，今天果然开了眼界了。因为早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的挚友陈江夫妇及其他许多右派难友，都是栽在她的毒招之下，她到底有多大能耐呢？其实她无德无才也无貌，只是仗着丈夫是处级＂高干″, 她就是处座夫人了，颐指气使又心狠手辣，所到之处神鬼不宁。她这次混到医院来，本来是犯了经济上错误，到中药房来劳动的，可她也决不会错过运动整人的机会，所以又故伎重演。我想也算是冤家路窄了，借这个机会叫你亮亮相，我先把那小本本上的内容，一条一条读给大家听，真是读一条一阵骚动，读的越多骚动得越严重，我还未读完哩，已经是群情激愤了！谁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呢？一旦摊上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大事！姓宋的这么做，是把一批人往死路上逼！能怪大家气愤吗？我问大家该怎么办？全场一致要求她上台来向群众请罪，她大概也知道众怒难犯，乖乖上台来低头站着，这时群众仍不解恨，要她下跪谢罪。这下这位处级高干的夫人可作难了，要跪吧实在是颜面丢尽，以后在医院里怎么混？不跪吧看看会场上的怒火，想想她作的孽，大概是顶不下去了。这时我想起她从反右以来，害人多端的恶行，也是怒火中烧，大声斥责她，要她跪下！跪下！她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只好乖乖地跪下谢罪！我知道她丢了这大面子，心里一定恨死了，最恨的当然是我了。她决不会想到，她亲手打了那么多右派，居然还会被一个右派责令她向公众下跪！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报复的，果然几年之后，她逮到了机会，竭力要陷我于灭顶之灾，虽然重重的伤害了我和我的家庭，到底我也未屈服，她也未达到她理想的目的。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回首往事我还是很难厘清此事的是非，按说我一个摘帽右派，本不该参加造反派跟着起哄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斗宋罚跪一事应该也是＋年浩劫的一小部分，虽说她曾是斗人的人，而我们以斗她的方式来回敬她，毕竟不是好事！但是到了运动后期清队阶段, 我被以什么右派翻案罪名批斗时, 对我在运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斗工作组、罚姓宋的下跪这几项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大事, 并没有人提起, 这多少也说明了医院里的人心向背。尽管如此, 现在反思我贴了上级医师大字报一事, 主观上还是有先发制人, 保护自己的阴暗心理的,  应当深切反思的, 这里先诚恳地向这位上级医师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但是, 每当我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时, 总是十二分的恼恨, 我恨什么？首先是恨自己！恨自己那时像个小丑一样, 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 写大字报, 散传单, 斗工作组, 斗极左派, 十足一个造反的小混混。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是不屑的, 一定在耻笑我一个摘帽右派, 不称称自己的分量, 跟着瞎起哄，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是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我愿这样吗？我真想不到我做这些的严重后果吗？又 有谁知道我这也是争取生存权不得己而为之呢？当然也有些是出自右派也该有的正义感, 主要还是在那种动荡混乱的时期，我要保持 高度的敏感性, 力争多一点主动, 要说是因势利导也行, 说是豁出去了也行, 反正是能多掌握自己命运一天就多掌握一天，总比摆出一付挨打的架势任人宰割好。 我的一位兄长式的同学好友丁医生，反右后一贯小心谨慎，遇事从不敢发言表态, 结果怎样呢？文革一开始就被斗死了！ 我在这家医院孤立无助, 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我相信我要自我否定畏首畏尾, 早就被斗个七死八活了, 我这么所谓跳出来, 说以进为退说以攻为守, 乃至说隐于运动也可以。一句话求生存是第一位的, 蔑视也好冷眼也好, 要狠狠地报复我也好, 全不管了, 能昂着头过一天算一天,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灵魂的扭曲？

除了恨我自己还恨谁呢？那就是恨运动这个概念化的词组了,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它君临天下无孔不入,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能逃脱它的管束与钳制。运动来了, 一切都得按运动的规律办事！这个规律是什么？无疑就是阶级斗争了！ 说白了就是人整人或被人整。整人的千方百计要获取猎物官加一等, 被整的则千方百计要逃脱挨整的局面, 甚至还想反噬一口最好也能跳到整人者一边去！全国都在围着整与被整这个大磨盘转！还能干什么事？什么事也干不成！连工厂都停工了, 学校都停课了, 医院也停诊了, 我还能干什么？只能当个造反小丑混日子了。如果没有文革, 虽说我右派未平反, 工资也仅够糊口, 又孑然一身, 受到的只是冷眼与岐视, 我都认了！因为我还有一分我喜爱的工作, 还有信任我的病员, 还能读书, 还有一小方自己的天空, 我还能活下去。可是一旦到了最后生存的空间都没了, 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混混日子了！要说混日子也还有什么目的的话, 那也只是想混个能活下去而已。

对过去的那些日子, 我是有过许多恼恨！但决没有忏悔！我忏悔什么？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谁不心知肚明, 造成这一切的后果, 根子在哪里？始作俑者和历次运动整人的急先锋们, 有几个人忏悔了？发起整人的积极整人的不忏悔, 反而要挨整的忏悔,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我还看到过一种议论, 说什么要全民忏悔, 还举出巴金郭小川邵燕祥等名人为例, 说他们这样的好人都忏悔了, 别人还不该忏悔吗？是的！巴金是圣人，他虽然只是在批胡风的会上, 随大流说了几句应场的话，一辈子灵魂都不得安宁, 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圣洁者的坦荡与纯净, 永远值得我们仰视；郭小川作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确也参与过整人, 临终前有所忏悔, 那是良心发现人性的回归, 我们不能因为他以后自己也挨整了, 就对他过去整人有所宽恕, 桥是桥路是路, 那不是一回事。说到邵燕祥和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著<<人生败笔>>, 那是本忏悔录吗？不！那是本控诉书！他以坎坷的亲身经历, 控诉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在政治运动高压之下, 灵魂如何一点一点被扭曲, 如何为了讨回一点尊严, 而不得不丢失更多的尊严, 终年累月在写违心的检查, 直至迷失了自己。他自称那是＂可耻的十年＂！ 所以他从1979年就宣布：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检查了！面对那些违心的一篇篇的检查, 面对那些心在泣血的控诉, 只能唤起我们对那罪恶十年的无比愤慨！至于他深悔过他也参与过什么批判别人的事宜, 那只是一个贤者严于律己的思想境界, 要说有忏悔意识也可以, 但是更多地是激发我们对造成这样人间大悲剧根源的探索。

空话说的太多, 就此打住。下面还是说一说我文革中的经历：

斗过工作组之后，开始打派仗了。什么P派G派之争，如火如荼，直到大打出手兵戎相见。7.13芜湖大规模武斗，已有很多人死伤，我们医院也成了武斗据点。好在武斗之前趁着医院停诊，我已去了合肥，住到了江城同志家里。本来我来合肥是避武斗难的, 也趁此机会拜望黄山结识的老友，未想到却由此经历了文革中一段重要的史实, 即安徽省高级干部群体参与＂造反″的事件, 它可能是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的一段特殊事件。背景复杂, 参与者众, 是值得一记的。

江城当时是＂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干部造反特别是高级干部走上造反的前台，可能是安徽特有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说来话长：根子还是当时有霸王之称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个人专断的结果。曾在安徽统治十几年，可以说未做过什么好事（搞责任田应该算一件），坏事可真干了不少：右派打得多，右倾反得多，农业卫星放得多，老百姓饿死得多（有材料记载达500万人）。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张恺帆为首的大批高中级干部罹难，直至波及全省基层群众,造成安徽干部队伍的严重混乱 。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霸王倒台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江城等大批被打倒的县以上干部平反了。中央派来了李葆华等几位干部，主持省委工作。据可靠消息，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省委领导实行三三制，即中央来的、原曾希圣班子里的、平反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出于稳定当时形势的需要，不过也留下了麻烦。说得明朗一点的就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一起工作，总是那么别扭。平常的日子勉强可以相安无事，运动一来个个神经马上紧张起来了，先是相互察颜观色你防我我防你，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有关文件，特别是在毛主席著作里寻章摘句，作为保护自己和打倒对方的上方宝剑。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就或明或暗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里去了，说到底还是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干部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付省长张恺帆的所谓＂57字声明″。情况是这样的﹕原整人者就简称左派吧，抓住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里的一句话﹕＂-----联系到59年的右倾和62年的翻案风，还不发人深省吗？’’公开声明要揭露新省委刮的右倾翻案风，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为曾希圣招魂，把已经平反了的干部重新打倒。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所有被整的人就算是右派吧，怎么可能听任那些追随曾希圣，在安徽也作恶多端的人，借运动之机重新胡作非为呢？于是安徽被整的人之中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张恺帆，就公开站出来写了一张只有57个字的大字报，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中心内容就是要人们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批判翻案风之名，刮起新的翻案风！后一个翻案肯定是要翻已平反之案了。这些话听起来像说绕口令，其实这事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安徽未来的政治前途。由于安徽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安徽的干部似乎非整人者就是被整者，所以张省长的57字的大字报，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围绕着张省长的大字报，首先是省直和合肥市的干部，忽啦一下子就立场鲜明地分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江城同志领导的＜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

 我也正是这个时刻来到江城家里的，反正芜湖医院已经停诊了, 无事可做, 这里正忙着呢, 凑凑热闹吧。如果说在芜湖时,我一个摘帽右派参加造反, 还是随大流并非主观意愿的话, 那么以客人身分参与江城司令部的工作, 则是完全自愿有时是全身心投入了，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62年平反时, 我也是做过了平反结论的, 后来因最高指示一句话, 平反只批了领导干部, 我们基层群众都停下来了, 但不问已平反和未平反的, 心都是通的。要往大处说, 那些整人者欺上压下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排斥异己, 从而给安徽数千万人民带来重重灾难；而已平反和未平反的大批干部群众的行为和观点, 则是代表了广大百姓利益的。于公于私我当然会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 尽管我们不能预期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罪加一等, 就这我们也不会后悔, 我们要让那些一贯整人的极左派们看看我们正义的行动, 听听我们这些受压抑者的呐喊。

江城同志和我黄山一别，多年音讯杳然，直到得知他已平反并出任滁县行署专员，我们才重新有了联系。文革前他已调省任省文办副主任，我们再次相逢，都有许多感慨，不过再也没有黄山初识时谈诗论文的雅兴了。所谓省暨市司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固定成员，基本上就是和江城观点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各级干部，在一起磋商对当时所谓文化革命形势的见解，然后用大字报、传单、或集会、游行、演讲等方式，向社会表明这批人，或曰这个司令部的观点。因为没有办公地点，这些活动基本上在江城同志家里进行。我正在那里闲住，观点相近，所以也参与了一些活动。记得我曾以江城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写过一份万言的公开信，张贴在合肥闹市中心四牌楼的墙壁上，表明我们对安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时观者如潮，还引来了什么一评二评三评。现在想来很是好笑。谁革谁的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革命方式？就那么喊喊口号、贴几张大字报、发表几次演说就成了革命者？就能把不同观点的人打倒？现在看来是荒谬绝顶的事了？为什么那时几乎全国的人，都着了迷发了疯似的那么步调一致呢？要说是受了蒙蔽中了派性的毒，或者说受了坏人的挑唆吧，学生幼稚基层群众不明真相可以理解，那么像江城甚至比江城革命资历更长职位更高的高级干部也会那么糊涂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它曾经影响了几亿人并延续了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重大伤害的。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见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有的只是沉默和遗忘。其实说到底一切还是缘于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极大的恐怖，因为文革之前的多次运动已有例在先，谁一旦落入运动的陷阱，那可是万劫不复的事。所以文革一来，都得使出全身解数，千方百计企图能躲过运动的千钧棒。这点我在江城家闲住时感受最深了，江家的客厅里经常聚集的几乎全是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和一些同情支持者，有厅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干部群众。他们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都心知肚明，可没有一个人明说，谁都清楚在这样最敏感的话题上，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罪加一等。相反的都还要一再表明自己的忠心，甚至还想从最高权力那儿分一杯羹，作为生存乃至发展的资本。这件事说起来是个悖论，却是当时无可奈何也是必须的选择。因为打倒过他们的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站在对面，一刻也未放松过对这些曾是他们猎物的监视与警惕，他们对自己曾经作过多少的恶，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过多少灾难，很少有人省悟的，倒是要千方百计守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希望能获取更多些！那他们靠什么呢？靠的当然更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了！这也是极左派们必然的选择。值得一说的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对极左派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打倒他们要打倒的人，弄得不好也会砸向自己。在运动连年时，昨天还红得发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或是一边整人一边挨整,也屡见不鲜。所以他们对握有最高权力者，也是心存恐惧的。如此看来当时两派打语录仗就不是怪事了，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的。用这种推论去阐释当时各种矛盾都能说得通，因为受蒙蔽被蛊惑只能是一时的，切身利益才是永久的动力。

我参与了江城那个所谓司令部的种种活动，根本原因也是出于切身利益，我一个普通科技人员，从未有什么权力的欲望，但就本省情况来说，我当然希望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倒的干部，如张恺帆李世农杨孝椿江城等人能掌权，往大处说那安徽的百姓们日子要好过一点，具体到我个人也可能早日获得自由之身，丢掉头上的铁帽。我也知道这个愿望很渺茫，而且从根本原因上分析是不可能的，搞一次运动只会更左一些，哪里会有右派好日子过。但是，希望总比绝望好，争斗一番也总比任人宰割好，何况道义和民心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那时实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机关干部也无公可办。无事生非，才会有那么大规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混战，先是文斗，江青文攻武卫的指示一下达，各地武斗就开始了，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江城毕竟是书生，所谓造反不过是表达一下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也反击一下那些极左派妄图借运动之机来重新整人，动动笔说说理是可以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关注弱势人群吧。可是一看到两派群众居然动刀动枪了，他感到问题严重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能看出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毒瘤作的恶，但是凭一个老革命的良知，他感到运动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不是他也感到自己一个老干部，参与了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什么造反派，从而对当时混乱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就说不清了。这里我也无须为他洗刷什么，但有两段重要史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安徽高级干部造反这种在当时也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了多一些的了解：一是武斗风声正紧时，两派的学生工人干部都在积极集聚力量并大造舆论时，江城和＜省暨市司＞的主要成员不仅没有参加武斗有关事宜，还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能做出决策，平息安徽已是处于危急状态的混乱形势。进京未果后，不久就宣布司令部停止活动，不久即宣告解散。二是运动后期革委会成立时，安徽p派参加造反的干部头头如刘秀山程明远等，下场都极惨，有的站铁笼游街，有的被硬拨掉头发胡子，有的被判了刑。这些倒霉蛋，本来也是受过冤屈的干部，造反初期和江城他们言行还是相近的，只是他们以后走远了才结局不同的。江城倒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十位革命领导干部之一。虽然结合江城，G派造反派竭力反对，后来听说是周总理说了句：＂江城当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吧！＂这才得以通过。

说起江城进京未果乃至宣布司令部解散，我还都是当事人呢！原来合肥开始武斗时，江城的司令部不参与，我已无事可做，芜湖医院又不开诊，趁这机会我只身到北京闲逛去了，先找到芜湖P派造反组织＜芜湖联总＞在北京的住地，弄到了一张地铺和每天六个馒头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后买了张二手月票，开始在北京逛来逛去了，应该算是最早的京漂一族。几乎玩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真是享了文革的一次大福。除了玩名胜之外，就是看全国各地各派进京的大字报，和买首都数不清的各种小报小册子，还真收到不少好东西，我买了一本外交口造反派编印的小册子<<陈毅黑话集>>，看了之后真叫人热血沸腾，哪里是什么黑话？全是些掷地有声的铿锵有力的金玉良言，陈老总一身正气的熠熠光辉和伟大人格跃然纸上，有许多精彩章节，看了叫人忍俊不禁。这种反面文章正面看的材料，比正面表彰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也引起了我对文革和造反诸多问题的思索。还买到一本名曰<<讨瞿>>的书，看到了<<多余的话>>的全文，知道了一点革命的复杂性。

忽然有一天，江城属下一个叫刘长华的人，行色匆匆衣履不整地到北京找到我，说江城一行六人来京向中央反映安徽情况时，途经蚌埠被蚌埠工总夏大富等人扣押起来了，他是泅渡淮河跑掉的。要紧急营救江城一行，迟了怕有危险。我一听也急了，可怎么救呢？给周总理发电报吧！亏我们想得出，还有这个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我们真的到了西单中国邮电总局，这里居然可以发邮递电报，任你写多少字，只收一封平信的邮资，我俩先向总理报告江城等人蚌埠被扣的事，请求中央指示放人。接着我们简要地说了说安徽当前的形势和江城等人的意见和要求，说是简要也写了几千字。电报发出之后, 我们依然不安, 心想总理那么忙能看到我们两个小人物发的电报吗？我们不放心, 又到了京西宾馆要求面见安徽省军管会付主任廖成美将军，填好登记表交给传达之后, 不敢相信会起作用, 未想到不一会廖将军的秘书冷同志出来接见了我们，冷秘书问清情况后, 对我们说他负责立即向将军汇报, 并和总理办公室联系, 要我们第二天中午再去听消息。第二天中午冷秘书对我们说，总理办公室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 请示总理后已经给蚌埠工总打了电话，江城一行人已经释放了。中央指示安徽情况中央已经了解, 江城他们可不必来京, 现在他们已安全到滁县休息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不仅对敬爱的周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 也对当时的局势多了一些反思，也再次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

在北京混了两个多月，那真是多事之秋：斗刘少奇斗陈毅斗谭震林斗萧华,直到中央文革王、关、戚的垮台，还在工人体育场各省造反派几十万人大会上，远远的见到了周总理憔悴消瘦的身影，真令人心酸。我们这些外地造反派，个个都有光荣的革命任务，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声称自己是红司令的好战士，都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说穿了还不是在漂亮口号掩饰下，游山玩水，头头们还想捞几根政治稻草吗？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几十万人之中有几个想到过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利益呢？当然根子不在这些人身上，但造成十年浩劫的严重后果，能只是四人帮和其爪牙们的责任吗？有几个人说过我们也是那场灾难的制造者呢？当然我在北京时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只是感到那种混乱不能再持续了，中央文革的嚣张和老帅们的挨斗，也唤起了我们的良知，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谁是谁非了。我们还是听总理的话，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吧！

我先回到合肥，把在北京见到的听到的和我的想法，和江城鲍刚等老干部说了，事实上他们从蚌埠被扣后，就停止了活动，接着就正式向外界宣布：司令部解散！我也离开了合肥，回芜湖医院上班。

文革中我在合肥和北京这一段经历，以后很少谈起，既不值得炫耀, 也毋须隐匿。我只是以江城友人身分, 在帮他做点我该做的事, 应该说都是我自愿的。这些事的功过是非, 现在再谈已没有意义。只是在十年浩劫中, 安徽省曾经有过高级干部到前台, 参加造反活动一事, 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虽说我了解的只是一部分, 我认为也有真实记录下来的必要, 可以给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一点资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提造反派，给人们印象总是打砸抢坏事干尽乃至无恶不作的暴徒，如果有干部造反, 那一定也是像上海马天水之流，投靠四人帮充当其爪牙欲谋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或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看问题片面容易受到蛊惑蒙蔽的工农干部，这些人确实有,  但不全是, 起码我知道的江城等人就不是。

江城和张恺帆等人应该算是那个时期贬官或曰＂贰臣″的代表人物, 而历朝历代的贬官大体上是代表群众说话的, 他们也不例外。江城57年因反曾希圣农业三改而罹难于前, 张恺帆59年因无为放粮解散食堂, 庐山会议被最高点名于后, 都是为百姓疾苦而敢说敢做的人。虽说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 他们都平反了, 但仍一直是受压抑的, 大体上还是贬官心态。文革期间为了大批受难者不再次罹难, 拍案而起决非一时冲动, 而是他们刚正不阿品格的体现, 也是两位诗人品性的率真行为（二位皆是旧体诗的高手）。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 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代表了正义的声音, 不能和已是声名狼藉的造反派同等视之。

我在江城家里先后见过包括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在内的众多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和P派一些造反的学生头头，我很关注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有学生头头才谈什么革命路线什么革命形势之类的所谓大道理。而干部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百姓事宜以及自身的命运乃至省市机关的状况，因为是闲谈式的，所以没有什么顾忌，倒说出了不少问题的实质。比如说安徽干部队伍的混乱和低质量办事作风，根子还是曾希圣的专制独裁和党同伐异。解决安徽问题主要还是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早日结束干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多为百姓干点实事少一些争权夺利。别看这些普通常识式的议论, 平日真还没有机会表达，倒是借着＂造反＂机会才能一起说说，要说这就是造曾希圣反也无不可, 要往更上层说那就谈不上了。所以不能把安徽干部的所谓造反和四人帮的作恶多端联系起来或同等看待, 事实上也没有联系, 他们更没有打砸抢了。要说客观上还是起了不好作用, 那也要具体人要具体分析, 各人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根子都不在他们身上。要分析安徽干部造反造成混乱的历史根源, 我们不能回避那场大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否则就是不公正的。

在合肥蹉跎一年，除了和江城一家亲切相处，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宛道一宛志超李云璋张庆芝等，尔后几十年我们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

回芜湖地区医院工作不久，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逃避, 因为＂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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