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3006] 心力交瘁….. ″这是实情。那一年我已经42岁了, 身边还带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虽说改正了, 恢复了原工资级别, 可只是21年前的级别, 月薪40几元, 技术职称还是最低的医士, 我的同学们很多都当上了主治医师了, 我在学校可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对此我很坦然, 我对自己临床实力和理论功底, 是有信心的, 那是经过实践一再验证过的, 一旦我回到临床, 不用多久, 我岂止不会差于中专同学, 和全院所有年资相近的各大学本科生比, 我也不会比他们差。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在一边写小说一边做临床时, 仅仅只用8年时间, 就完成了从医士一一医师一一主治医师一一到副主任医师的四级跳, 而且决不是年资上的照顾, 副主任医师的考试, 那可是全地区集中会考, 卫生厅统一调配, 异地区监考的。 而且考前明说了, 全省只可能有1/3人通过, 考题很难, 六门课不计总分, 有一门不及格即淘汰, 真刀实枪, 毫不含糊。大考场里六门课五门我交了头卷, 我是全地区第一批通过的六个人之一。以后我做了一个科室的业务主任, 还是这个专业的省学会委员, 地区学会的主任委员, 出席过省内国内乃至国际学术会议，常参加院内外危重病会诊，在市内做过大型学术报告。这对一个只有中专学历, 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医生来说, 可能是做得顶了。其实这些都是浮华的表象,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还是我, 职称高了, 职务高了, 并不表明你本领长了多少, 医学从某种角度看还是实践科学经验科学, 医生当久了, 当然经验会多些, 但是要做个好医生, 那是要全身心投入, 不能心有旁鹜的。我离这个标准相差是很远很远了。十五年前我进这家医院时, 确也曾专心致志过, 那时认真读的书, 可说是惠及终身的。这次重回这家医院, 再也没有那时的心情了。说起来也是个悖论, 当我一心想当个好医生时, 偏偏不给你这个机会；而当你有可能重新集中精力, 为医学献身时, 却又自己给自己找来许多困扰, 使自己不能潜心医学, 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头一项困扰是实实在在的, 那就是男人带孩子。那是点点滴滴无所不在的，那是比经济困难更要困难得多的事, 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 是想象不到的, 不想细说它。还是说一点经济困难的事, 比较容易沟通。我们父子俩每月四十来元, 我知道那比在农村时还要困难得多的, 在农村我们可以养鸡种菜, 乡亲们吃不了的蔬菜杂粮, 分一点给我们是平常的事, 别的用费也极少, 抽点烟也顶多是1角5分一包的玉猫烟, 因为烟盒上有两只猫,农民叫它猫对猫, 偶尔抽一回2角3分1包的水上飘（东海牌烟）要快活几天。进城后一切都变了, 一口水也得买, 孩子也渐渐大了, 学习费用也渐渐多了, 一切我都得事前计划好, 不得有一点疏漏, 否则岂止是捉襟见肘, 出洋相丢面子甚至被人嘲笑受人奚落的事, 随时都会发生的。我算是经历过种种磨难的了, 一切还能忍受, 孩子正在成长, 干万不能给他受一点委屈。怎么办？增收无门, 只能靠节支了, 孩子正在成长, 我也很劳累, 营养上不能亏了, 那是百年大计！先戒烟！从回院第一天起就戒, 因为调我回院是先说定的, 我得先到医务科去当干事, 有一项任务, 就是编一本建院三十周年医学论文资料汇编, 要一位既懂医又懂点文的人, 医生之中有中文系本科学历的人, 就我一个, 我只能勉为其难了。编书是业余的事，白天得处理种种医疗事务, 找医务科办事的人很多, 少不了要敬烟的, 两位科长都是老烟枪，医务科里经常烟雾缭绕, 而且都是好烟, 对我是很大的诱惑，我对这种现在人称之为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烟草, 是有感情的。我在乡村困守十年, 尤其是面临家庭解体的惆怅迷惘中, 这种有一个美好别名＂寂寞中的情侣″的卷烟, 给过我许多慰藉, 常常是夜深人静, 孩子已睡熟时, 我一个人闭灯静坐, 点起一根烟, 有时深吸几口，有时一口不吸, 听凭那一点萤火, 在慢慢燃烧。文人们常说有书读书无书读心, 我的心也枯竭了, 就读那一点萤火吧！回城后境况并无大变, 为了生存, 只得和那位＂寂寞中的情侣″分手了。我必须上班第一天起, 就声明我是不抽烟的, 就是免费的烟我也不能抽, 而且要面对诱惑若无其事一样, 上班不抽下班也决不抽！我粗略地估算过, 仅戒烟一项, 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半工资。

一年之后, 那本<<临床资料汇编>>的书出版了, 虽然是内部资料医院之间交流的书, 我也是付出心血的。选稿、定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 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有些小科室未发表过文章, 就要他们送资料或是选些病历送来, 我越俎代庖, 以他们科室名义或经治医生名义刊登, 大体上反映出我院的医疗科研水平。可惜没有报酬。以后还帮地区卫生局编了地区卫生志, 洋洋数万言, 也是业余时间编的, 只得到区区30元说是安慰费, 后来听说编志这种事, 都是脱产专职的, 报酬都是上千的, 我大傻一个。我总认为这些事不过是资科罗列编排, 不用化大力气, 不能和文学创作比, 说不上报酬不报酬的。

我不是干行政的料, 书编完后, 就要求下科室了。按说那时我正当盛年, 本来应该再回大内科奋斗一番的。我却要求去传染科, 科长们不解, 说大内科张主任李主治医师不都对我很好吗, 传染科负责人对你可一直是心存芥蒂的, 去了可能对你不利。我谢谢两位科长好心, 说那好呀, 那我就更不能偷懒了, 再说每月不是还有7块钱营养费嘛, 不又加了一级工资吗？其实他们也都了解, 我不去大内科, 关键问题是我已经不能全身心投入了, 我要为我的文学梦去夸父追日了, 因为那时我已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

回到临床后, 麻烦更多了。头一难是孩子无法安置, 在医务科是上行政班, 晚上可以和孩子在一起, 到临床后就得上夜班, 四天一轮转, 上夜班那天,11岁的孩子一大晚上就一个人守着一间空房子, 自己看书做作业, 自己洗洗, 自己一个人睡觉,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早上要是科室工作丢的开, 我就赶回来, 叫他起床洗漱弄点吃的, 科室忙我回不来, 他就靠闹钟喊醒自己，自己忙自己, 起早了还能到食堂买点吃的, 起迟了就随便在街上买点什么填肚子。有时晚上科室工作不忙, 我就回来和他说说话, 看看他做的作业, 有时我回来了并不进家, 从窗外看他在做什么, 那时作业还不算太多, 做完了也就一个人瞎玩, 东翻翻西翻翻, 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 有一回居然喝起酱油来了, 我在窗外差一点要喊不能喝了, 他大概也是尝尝太咸放下了。我在窗外长叹了一口气, 哀他也自哀起来, 我父子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时我突然想起我送走的另外一个孩子, 养父母待他很好, 有了他之后, 养母连着生了两个妹妹, 一家人乐融融的, 还盖了新房, 养父也只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 不过会一点瓦匠手艺, 不仅能养家活口，日子还过得蒸蒸日上。比起这位亲家来，我是自愧弗如了, 有时想那个孩子送走也许是送对了, 起码现在过的比这个孩子好。我又在想, 这样的窘境究竟和错划右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已经改正了吗, 为什么日子还这么难呢？

这样想那样想都是空想, 关键是怎样才能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看到孩子日子过的这么苦, 特别是看着孩子学习成绩在下降我又无力改变时, 我发大愁了, 实在也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我只得向孩子的母亲求援。她那时在一家农村小学当教师, 就住在学校里, 虽说生活条件艰苦些, 但学习条件比我这里强的多。我信上说希望她能援手, 并说考虑到农村生活艰苦, 我决定从每月44元工资里, 寄给你们30元, 孩子来往的路费和衣服等杂费仍归我负担, 我每月不是还有7元钱的传染科营养补贴嘛, 节约一点日子也能过。孩子的母亲答应了, 我顿时一身轻松。

从1980年9月, 孩子离开我, 到1981年5月, 孩子再回到我身边, 一共9个月时间, 是我一生最为珍贵的二百多天, 虽然我还在做临床医生, 工作之余还得应付各种考试考核, 还得为晋升查资料写论文, 还得带教实习学生什么的, 而且哪一项也不能做差了, 这不仅因为基础差了, 顶头上司对我不好, 主要原因还是感到医生职责的重大, 又是我的衣食父母, 从良心上从道义上从未来前途命运的走向上, 不要说容不得我有半点差池，而且跟不上都不行。即使从业余创作上讲, 我只有先把医生当好了, 文学创作上不问有无成果, 别人才不会说三道四，说不定还会听到几句好话, 否则的话, 可能鸡飞蛋碎, 两头不着地, 白白耗掉生命与激情, 一事无成的。二十多年来, 虽然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所以虽没什么成就, 总算还平稳, 或许还能聊以自慰,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我大概缺少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的基本素质, 不能豪情奔放, 不敢勇猛精进, 未能有取有舍，我只是个中等资质的人，还妄想鱼与熊掌兼而得之, 结果终其一生, 也只是个普通医生和业余作者。

记得送走孩子之后, 我在房间里枯坐了两天, 先使自己的心情宁静下来, 厘清这些年繁杂生活经历和思路, 预测一下我能得到多少业余写作的时间, 再初步拟定我能做多少事。创作完全是个人的事, 有过这么多年的等待, 我想我能把握好自己的材料和表达方式, 乃至激情的释放和节奏的控制等等。但是关键的一点,我掌握不了, 就是孩子的母亲能帮我带多长时间孩子。既然掌握不了这一点, 别的设想都是空的, 两天思索的结论只能是抓紧时间做事, 做一点是一点吧。

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我猜想都会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 否则人云也云随风摇摆有什么意思, 说到底不过文坛小混混而己。哪里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呢？当然是那家改造右派的门口塘农场了！这里曾经有过近1500名右派, 几乎全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都是基层单位的普通职工, 居然还有文盲和半文盲, 几乎全是些和整风反右不相干的人, 不仅和57年报纸上竭力宣传的什么关系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不上号, 而且也和新时期对整风反右下的结论性意见, 即右派大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大相庭径。我不仅对这一千多人有较多的了解, 而且以后得知这种现象，决非只是我们那家农场, 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据什么样的需要, 要株连这些普通百姓呢？我草民一个, 从未想到对关系到多少亿人, 影响到几十年政治生活的大运动评头论足，我只想把我经历过的、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事实, 真实地记录下来, 给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资料, 我也从心眼里赞同, 新时期开始时, 那一句最有感召力, 也最振奋人心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相信这一定是执政党的既定方针, 而不是某个时期出于某种需要的一时权宣之计。朱总理近年曾一再提到要关注弱势人群, 而我所要反映的应该是受苦受难受冤最重的一群人了, 许多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活下来的人也大都晚景凄凉, 很多人已被世人遗忘了, 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不是有人说吗, 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嘛。历史不该遗忘他们, 应该说今天的和平安宁环境, 和前几十年比, 经济上也富裕多了, 乃是前人包括受运动牵连的无数普通人的牺牲才得来的, 所以更不能忘了他们！

我这个愿望也许有一些现实意义, 但真正着手做起来, 却非易事。我虽不敢说有什么使命感, 但我清楚我接触过的数以千计的基层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 极少有能用笔发言的人, 正如鲁迅先生所述, 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 既然我和那么多无声的人群, 曾经朝夕与共气息相通命运相同, 而我侥幸活了下来, 并且以待罪之身去中文系读了四年书, 为的就是能为那无声的人群说几句活, 我这个欲望已经埋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 总也没有时间去实践它。孩子送走后, 突然有了时间, 本该立即动手才是, 可是我反复掂量, 还是觉得这类题材太凝重, 我一时还把握不了它, 说白了就是我的文学功底还很差, 语言能力结构能力都不够, 对问题的思考也不成熟, 如果过早动笔敷衍成章, 就可能是一锅夹生饭, 那就对不起已经死去和活着的难友了。我还需要学习, 需要不断地操练, 还要借鉴别人的创作成果。那时正是原右派作家群体复出后, 创作的＂井喷″时间, 反映右派生活的作品, 各刊物都是连篇累牍的，其中不乏像汪曾祺张贤亮从维熙高晓声李国文王蒙等高手的大作, 能见到的我都认真的读了, 获益良多。但也感到他们笔下反映的人物, 也包括他们自己, 大体上还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 即使他们沦为阶下囚成了二等公民了, 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饭了, 骨子里还是知识分子, 环境再恶劣, 也还在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知识分子的岗位上来。他们是已经落入过社会底层了, 但依然和本来就是社会底层的右派们, 有着质的区别。知识阶层的人们也包括我自己, 一旦塞饱了肚子, 除了会想到平反自己的冤案. 还会想到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成果, 和追求的目标, 这是正常的, 否则心死了岂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可是来自基层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 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专业, 更没有什么追求目标, 他们想些什么呢？当然首先也是能活下来不被饿死, 再就是不当五类分子了, 因为那是要终身受管制被虐待的, 运动高压时被打死也是平常的事。所以这批人都特别胆小怕事, 本来是最好统治与驱使的一群人, 是最安分守己的, 可是偏偏这些人受苦难最深, 在我们农场饿死的累死的被打死的主要是他们。所以那些关系到知识分子右派文章当然要写, 反右扩大化，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使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了重创。三中全会以后, 拨乱反正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那被扩大了的55万多（应不包括什么＂反社会分子″之类的杂牌军）的右派群体, 固然有很多可用之材,  但是更多的应该说还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 他们在运动前后和改正前后, 可以说都未有过什么成就和贡献。但是如何对待这些最普通的基层受难人员和他们受牵连的亲属, 则能反映出社会的良心和舆论的公正,也能看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民本思想。正因为我想到我要反映的基层右派的人和事, 牵涉到这样的大主题, 更不敢轻率下笔了, 还是先练练笔, 写点别的东西, 等时机更成熟一些, 再潜心记录那一段难忘的往事吧！

考虑成熟之后, 我就开始动笔了, 除了上班时间, 一直就扒在一张条桌上, 以大约每天近两千字的速度, 马不停蹄的一路写下去, 都乱七八糟写了些什么, 未成稿的东西都扔了也忘记了,9个月后粗略统计了一下, 成稿的大约有十来万字吧, 其中大部分未被采用, 成了抽屉文学, 有四、五万字以后陆续发表了, 虽说也没什么影响, 我还是十分高兴的, 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说明我还有一点驾驭文字的能力, 也使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而更大的收获, 则是让我尝试到了潜心创作的乐趣, 那怕还只是业余习作。像我们这样历经坎坷, 思想复杂的人, 对事物是极敏感的, 常常是每天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在想各种事, 又茫无头绪，而当你一旦能把你的思想见解变成文字且记录下来时, 那是十分快慰的。特别是写小说, 常常只是一点有意义的素材，或是一点想法, 经过你的虚构你的谋篇布局闪转腾挪你的人物塑造, 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煞有介事的就像世上真的有过那样的事真有那样的几个人一样, 那真是个美妙无比的时刻, 怪不得有人说小说是文学之母。那和当医生治病救人的乐趣, 完全是两样的, 而且这两样乐趣都是崇高又美好的, 我能同时创造了它享受了它, 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别人看来, 我是个十足的傻子，过着最贫困的生活, 一个人天天爬格子到深夜, 一分钱未挣到, 收到的尽是些退稿信, 还那么苦那么累干什么？我当然不去辩白,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算聪明可也不笨, 我正在熬每一个文人几乎都熬过的长期的难耐的寂寞, 也正是这难耐的寂寞, 淘汰了文学路上无数的投机者彷徨客急功近利的思想浅薄的心智平庸的和畏首畏尾的浅尝辄止的。我不敢说我会成功, 但我一定会锲而不舍, 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至于我能做成什么样, 且不去想它！不是有人说,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嘛！

当然, 有快乐也有苦恼。最大的苦恼不是退稿, 而是＂业余″, 尽管文学创作需要我全身心的投人, 医学却是我的衣食父母, 也是不能有半点差池的, 如何调配也是煞费苦心的。比如每夜我限定自己工作时间, 不能过1点, 因为第二天还得精力充沛地去当医生。常有这样的情况, 枯坐整整一晚上, 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好不容易所谓灵感来了, 正哗哗往下写呢, 闹铃响了,1点了, 我赶紧草草收拾一下, 用双脚把自己搬到床上去, 任它如何的亢奋, 我也逼着自己入睡, 那是很尴尬很难受的, 不过再难我也认了, 因为这个苦是我自找的, 怨不得别人。

天下再难的事, 只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总会有些收获的。约一年后, 我大大小小的文章陆续发表了, 先在＜合肥晚报＞副刊上, 发了一首短诗,8行, 稿费2元, 曾引来哄笑, 我却很高兴, 我知道它和我文革前发表过的几首顺口溜式的东西, 已不是一回事了。其实那时我还写过不少长一点的诗, 不过不是为了发表的, 诗人必须有天赋的, 我知道自己没有, 没有就别强求, 那时已经有朦胧诗了, 还有什么后现代再加上主义, 读起来都是云山雾罩，那敢东施效颦。我学诗写诗主要是为了净化自己的语言, 这是极好的方式。再则还是中国的老传统：诗言志！按说这是年轻人的事, 我可已届中年了, 不过那时不是有人说, 文革耽误了十年, 要减去十岁吗？我21岁划右派,42岁改正，应该减去21岁才对, 所以我就尝试着也写了一首年轻人写的所谓励志诗, 对我当时如何面对种种困境, 还真的起了点作用。尽管只是几句大白话, 可也是当时真实的心路历程, 不妨抄录如下：

               0之歌

我不是一口记忆的枯井

    不储存侮辱和不幸

    我是西子湖碧水一圈

    胸中荡漾着天光云影

 

    我不是叼着烟卷的阿Q

    不在变态麻木里自贱自轻

    我含一根羽管沉思

    要写一首雄浑的出征行

 

    我不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

    不炫耀转瞬即逝的幻景

    我是一滴纯净的雨点

    融入大海我百倍晶莹

 

    我不是神龛下的蒲团

    毋须晨昏叩首拜佛诵经

    我是一只调色盘

    浓墨重彩描绘我的憧憬

 

    我是生命的年轮

    岁月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是一穹傲岸的颅盖

    崇尚尊严诚实  鄙薄怯懦逢迎

   

    我渴求真情的热吻

    蔑视金钱与虚假装饰的爱情

 

    我是0时  萌动于混沌的子夜

    新时期号角催我苏醒

 

    我起步于0公里 向着前方

    向着未来向着成功也向着失败我加大引擎

   

82年初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妹妮姐>>, 在省级文艺刊物<<江淮文艺>>上发表了,2条7000字, 稿费45元, 和我月工资相等。半年后, 该刊发了我第二篇小说<<人流>>,9000字, 稿酬60元。那年我还参加了省文联召开的,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小说研讨会。接着我的散文<<墨缘一一追记沈钧儒先生在黄山>>, 发表于<<黄山>>旅游杂志头条, 接着<<艺谭>><<文艺情况>><<大江文艺>><<芜湖日报>><<安徽日报>>等报刊, 不断发表我的作品。还得了两次省级奖。虽然还只是习作, 没有深刻的东西, 但说明我正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可惜这些文章都是那9个月空闲一点时间写的, 以后陆续发表的。81年5月孩子再次回到我身边之后, 我的创作活动, 就基本上停止了。

那年5月5日, 我刚把30元的生活费寄去, 孩子母亲10号就叫孩子一个人, 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一封信也没有, 孩子也不说什么, 我也不便问, 却马上使我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了。经济上困难不必细说了, 当月只剩下不足20元了, 两个人一个月怎么熬？熬不过也得熬！最难办的是如何安置孩子, 这个学期还有近两个月才结束, 怎么到学校去插班, 不过再困难也要送学校去呀, 放家里咋办？平曰他白天到学校去, 晚上我四天一个夜班, 值夜班那晚上, 我都感到孩子一人孤独在家好可怜。到下学期开学还有近四个月, 他要是一个人孤独在家里, 不把他毁了吗？必须去读书, 功课耽误了还是其次, 最要紧的是, 孩子要能心理健康的成长, 必须帮助他很快适应新环境，有新的小朋友！想来想去, 终于想起了我蹲医院牛棚里结识的难友戴瑞青科长, （戴科长不是右派, 但却是我院受罪最深的, 早在文革前, 他即以反标一案, 被关在单间牢房18个月, 差一点被处决或瘐死狱中, 后虽经公安部笔迹鉴定否决了, 文革中再次被关进单间牛棚, 出单间到我们大牛棚后, 我俩成了好友, 知道了他被栽脏诬陷的原诿, 为他我写了一篇纪实文学：<<一个死刑犯的自白一一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他妻子是一家小学的资深教师。果然戴科长夫妇热情援手, 帮助孩子插了班, 我松了一口气。这件事给我伤害很重, 不是因为中断了我正激情澎湃的文学创作了, 抚养孩子也是我的责任, 和抚养孩子比写文章算不了什么事。我感伤的是尽管我们情尽分手了, 十年的甘苦与共即使没什么值得留念的, 即使我有什么对你不是之处, 何必要给孩子过不去呢？不过我什么也未对孩子说。

9个月之后, 一切又还了原, 还是父子厮守艰难度日, 我俩再也无处求援, 就认命吧！未想到的是新的矛盾又来了, 新矛盾居然是电视！那时我住在筒字楼二楼中间一家, 左邻右舍都是上海人, 先是里边一家有了台9寸的黑白电视, 放在女儿房里, 女儿是毕业班学生, 功课忙, 电视很少开, 开了我们也从不过去看。以后外面的一家有了电视,12寸黑白机, 电视机就对着过道的窗子, 我们走来走去都能看到, 当时正是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 电视机里外都是一片欢腾, 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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