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论中国思想

论中国思想（2008修订版①）

周剑铭

   本文中的中国思想一词指称中国文化本质中具有动力或创造性的核心，思想一词在这里就是指人的思想观念的动力或创造性，它是精神活动的实体过程。本文中使用的中国思想这一概念区别于一般使用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思想具有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它不同于对一般的思想观念的研究，不是研究它所表达的内容的特点和性质，也不是指某种具体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而是指思想自身作为动力性本质的本体性存在过程；“中国传统思想”则具有它所指称的历史内容，是指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具体的思想脉络，当然“中国传统思想”也有概念自身特定的研究意义，但那是建立在全部历史内容的基础上，用来表达中国历史自身的精神特质。而中国思想只是把自己寄身其中的历史内容作为事例来表现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是中国文化本质的动力学。

   这样，按照最广泛的理解，中国思想最通常的表达“天人合一”，就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动力性过程。对于中国文化来讲，这种解释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来说，它没有像中国文化中具有这样特定内涵的天与人的概念，因此从西方的文化视角无法理解它们，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是先于概念的，即哲学一词可以在哲学思想的意义上使用，因此在这个理解上，中国思想与中国哲学相同，它拥有对中国哲学一词的全部解释权。从西方的哲学观点看来认为中国思想是一种神秘，这是一种阐释无力的误解，中国思想表现为思维的定势方向，这和西方传统哲学的“爱智慧”(philo-sophia)本义并不冲突，至少与“爱”一样具有动力性和指向性。中国思想不是一个对事实的概念或逻辑，因为宇宙或世界是事实的统一而不是统一的事实，是否能把宇宙和世界定义为统一的事实这样一个概念，是西方哲学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思想最多只是思想的范式，但它在最终意义上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它在思想观念上指向世界和人的极终本质。

   亚理斯多德传统下的哲学在基本意义上是元科学(Meta-physics)，现代哲学已有了比在亚理斯多德传统下的哲学更广泛的包涵，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就不因为它们主要关注意识、意志、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的过程性、方法性的内容而被排斥于哲学之外。当然中国文化中的天、人观念没有与之对等的西方哲学概念，“天人合一”的理念也不同于逻辑方法，因为它们的本质就是哲学思想的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在自身本性上是“思想”的，而西方哲学中的概念、逻辑恰恰不是思想过程自身，西方哲学似乎没有对经验过程中的哲学思想自身本体意义上的特别关注，既使是“西方哲学思想”一词，也不是指思考中的哲学思想，而是指哲学史意义上的哲学思想即哲学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现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中，也有注重意识经验过程和动力性的如反理性主义思潮，但却是以放弃知识理性为代价的。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经验与理性的不共戴天既造成它纷杂的丰富，也是它的永远的困境。以天人合一所表达的中国思想不是向纯粹意识的还原，它也不同于佛道思想放弃知识与现实的浑然自在；而且，虽然中国思想在儒家与道家的文化起源上一致，但是儒、道的方向、性质和表现也并不完全相同，道学构成了儒学的个人终极关怀理论，儒学的社会关怀却把中国思想与历史煆为一体，中国思想寄身于中国历史与典籍，它的本体化合于政治、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中，文化化成历史的共时，哲学实现为思想的现实，儒家是中国思想的家园，中国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动力和动力学。

一、 天与道

   中国思想首先表现的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自身动力性的方向。

   在中国文化中，“天”不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或既定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关于对象或事实的概念，而是哲学思维的定势方向，它引导中国古人的思想直接指向事实自身的发展和它的趋势，虽然它有所指，但它不是所指的存在对象，而是“所指”自身的方向。其实，这种用法中外皆有，如 Heaven knows！（天知道）By Heaven ！（老天爷！）这里表达是拒绝或无法具有对具本事实的知识，只有对所指的事实的指向性意义，这种对存在的事实的消极态度只是思想自身的否定，在英语中这是语法特殊的习惯用法，而在中文语境中，“天”是一种积极的思想的指向，天的指向性是从人出发的，人是天的内涵，这种指向也就成为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思想过程和动力，这也是文化的经典范式。

   虽然“天”可以在具体环境下解释为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人格之天等等，但那都只是思想过程的具体表达，我们不能拿这种意义的天与具有人格神进行类比，也不能把它作为外在于自然界、自然现象的自然规律的掌握知识。人是自觉的人，自觉同时是他觉，他觉也是自觉，自觉的积极就是思想自身，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自觉与他觉的同一就是天的（人）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天”是中国古人对所有问题的本质进行积极思想所结晶的一个思维的路标，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中，避免“思想就是思想的方向”这样的超逻辑式的定义的方法就是“天”这样的中国式范畴，自觉与他觉同一，天与人同一，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历史自身的真实，也是哲学人类学上意义上历史的真实。

   “道”具有道路或义理的含义，是“天”在学理上的表达。因此与“天”一样，“道”既不是某种既定的原则、规范，也不是一个可以达到的自然、人格、政治、伦理、道德等具体的目标，而是指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道”是世界、社会和人作为和谐统一的过程存在。

   古代的中国人，没有产生遥远的理想国的政治热情，也没有给宗教创生提供天国的梦想，高于现实生存之上的只是从现实中死去的先人，这或许就是古人蒙昩的“历史”意识，历史以先世的方式出现在现实中。对祖先的祭祀与通过占卜的勾通就是一种通向外世的蒙昩的思想驱动。在周以前，有帝或天帝思想，大体上就是祖先神，后来到了周朝，天帝的思想为天所替代，这种转换的脉络虽然不甚清晰，但“天”更具抽象性和终极性，融合了自然与人、历史与现实，这是中国思想自身的发展在古人思想中成熟的一个标志。在文化传统上，是老子奠定了道的意义，完成了从天帝与天的进一步抽象，为后世天人之说从学理上打开了大门。老子对道的论述就是一种明显的思想方法，他拒绝对道作定义性的描述，而只是从对自然，社会，人事的关系和变化中揭示隐藏在其中的道，他是引导人们思维，而不是灌输知识。“道德经”第一章首句被奉为道的法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并没有定义道是什么，道不是具体的一切，但是非具体的（一切），老子以他的思想演绎了道的真义，因此人们不能在字面上就可以懂得它，解释和翻译可能有许多歧义，只能在思想上达到对它的无穷理解和阐释。中国的“智慧”一开始就不是定位在知识上，而是在思想上。

   天的思想意义是人赋予的，自然界的天空是首先是作为天象和气候被人所意识到，中国大陆环境气候周期性的剧烈变化和经常性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先人最先意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存在的首要关切性，自然界就是“自然”的本义，中国文化的无意识中，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就是“存在”。自然和自然环境成为人的内涵，表达为“天命”的特殊意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是中国文化理性最精粹的自我表达。从人自身自然存在到对这种存在状态的自觉，“天”是以忧患意识进入中国人的思想的。尼罗河的泛滥给埃及人带来的是神赐的丰收，但黄河泛滥给中国人带来却是家破人亡和国家的危机，我们的先人似乎从来没有过“流着蜜与奶的土地”的奢望，却只有对“酒池肉林”忿恨，现实排斥梦想，也就不会有回归伊甸园的许诺，自然环境的天然父权不同于造人的神权就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现实的互动性依存性而不是彼岸的超验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必然的，对土地的惓恋感情与劳动自励性就是自然与人的共生关系的直接表现。自然的天成为天命的天，正是人对于自然现象畏惧与抗拒的表现和谋求与之共生的努力。因此中国古人的天和天命最终是人向在其中生存的环境的指向，指向天的“道”正是中国古人对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自觉的努力的学理表达，这种理性是企图调和人与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冲突的超越思想，人类不是从生物物种出发的竞争、夺取者，而是自觉自为的自然生存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现代意识。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诸子百家风起云涌，但人与国家生存的需要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天与道的思想成为了超越各派学说共同基础，而以天和道作为中心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自然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就是以这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后世传承的基础。

   对祖先的记忆就是原初的历史，从鬼神崇拜到对天道的追求，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变易不居的人生、世界和历史的同构性的敏锐察觉与思索，从原始卜筮发展出周易文化，就是这种自觉的积累和思想范式的表达，中国思想的发生和演化始终隐伏在现实与历史的统一之中。中国古人的忧患意识与变易思想与史而来，在现实面前不确定的未来既是变易思想产生的源泉，也是对不确定性把握的强烈渴求的思想动力。夏、商、周朝代的相对稳定中所隐伏的历史变迁迫使古代的智者寻求这其中的奥秘，但是中国的古人不是企图从自然和历史中抽象出概念和逻辑，而是寻找到了自然和历史以思想本真的出现——道。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学术传统和西方传统学术分歧的起源，西方文化是最初从丰富的自然现象中吸收营养，寻找自然的规律，表达为概念和知识，但中国古人面对的却是只具有唯一丰富性的历史陈迹与逼切的现实，古希腊文化中的英雄史迹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个性的文化事实或文化现象，但中国历史事件所表现的却是历史自身，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不是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而是演化历史。从文化的起源处，就似乎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必然命运。自然、社会、人、一开始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沉重的历史车轮，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命运，而与此俱生的对历史和人生自觉的中国思想自觉地成为了中国文化本质的发动机。

   天与道作为哲学思想，是对自然与人在变化中的统一的理解，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在和谐中共生的追求。思想作为自身的本质是不可表达的，但是思想道路、思想方法是可以学习，可以表现的，比如周易，作为占卜工具是企图获得与天的勾通的形式方法，但自身也成为了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范式，正是透过思想范式，事务的本质也成为了可以直面的的思想对象。西方哲学是企图透过概念和逻辑去抓住本质，但此岸世界和彼岸的绝对分隔总使这种企图落空。中国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因此中国哲学不会有本体问题上的困惑（这种自身困惑成为现代哲学的存在论主题）。当然中国思想自身的本质是无法直接表达的，这自然也是中国哲学的特殊困难，它只能通过历史，典籍和对它们的思想来领会，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思想，正是知识的本质，也是哲学的本义，这也正是“中国思想”，这比仅仅学习知识更困难，因此关于天和道的说教就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中说不尽的哲学主题，而且正是由于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广泛地表现了自己，使中国文化有了真正的哲学特色和文化承继性，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断脱的主流。

二、人与仁

   中国文化的动力学就是中国思想，这是因为中国思想通过人道与心灵去驱动社会，中国思想的自身是无法直接表达的，但社会可以表现为人性，心灵可以领悟和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是中国思想驱动性的直接表达。

由于人性内涵，天和道自然化成为历史和社会统一的人性文化，历史与社会统一的文化性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历史都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孔子述而不作，孔子从历史与社会现实中深切感悟到历史、社会与人性的统一，把指向自然的天道转化为指向历史、社会的人道，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到社会政治领域，由此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模式。

   人是社会生存的人，一般地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社会生存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重心性，重伦理道德的特色正是中国思想在人性文化中驱动的结果。中国文化中的人性不是个性，而是基于社会性的心性，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成为了第二自然，社会环境取代了自然环境，“自然界中的人”反而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把社会中的人仍看成是自然中的动物的延续，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中的人是人类自身的历史延续，这正是把个人的生存、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整合起来的现代思想，只有成熟的思想才具有这种超越的一致性，只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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