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三醉人谈话录》第二章（下）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5485] 东方剑客对博士所说的乡村式微这一点颇有同感，他说，“乡村的式微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在城市一体独大的经济局面中要想恢复乡村从前的生机勃勃，恐怕也是没有可能了。纵然政府怎样输血挽救，也是只能解一解燃眉之急，根本的救治是无从谈起的了。可惜呵！”

　　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又说，“即使乡村已经‘社会死亡’，也不见得从此以后太平无事吧！”

　　博士赶忙辩解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乡村的‘社会死亡’只意味着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旧局面结束，并不意味从此天下无事。我觉得，城市经济的时代才真正是天下有事的时代。由乡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乡村社会所伴随的问题也就随之成为过去，而城市社会所伴随的困扰也随之而产生。”

　　东方接着说，“你言下之意的城市社会的困扰是什么？”

　　博士说，“城市社会其实就是工商社会，而今日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着成熟的工商社会演变的国家，工商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就是今日城市的困扰。在所有的城市困扰中，就业具有第一的重要性，然后就是治安、城市暴力、恐怖袭击、环境、教育等问题。不过，与乡村时代比较，所有管治遇到的困扰有一个根本性质的差异：乡村社会的治乱循环一定要通过大规模革命才能实现由乱到治的交替，而城市社会的所有困扰则可以通过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这种痼疾具有悲剧性，而城市社会的困扰就不具有这种悲剧的性质。乡村社会经过一段漫长或者不漫长的升平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不经过人口、财富和文化的毁灭而能够消除的，而城市主导的社会则有可能避过这可怕的毁灭劫运。经历过民国以来的动荡和半个世纪政党-国家的管治，‘替天行道’式的暴力革命一天比一天远离了我们，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桩颇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竟然完成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党-国家手里。”

　　诸子说，“那么，在你看来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为何有这样根本性质的差异呢？”

　　博士想了一想，说道，“乡村社会是上、下结构，一面是散漫而缺乏经济联系的小农户，另一面是官吏盘踞的上层统治；社会只有两种人，治人的‘劳心者’和治于人‘劳力者’。两者之间的依赖性在社会危机的时代完全破裂，不得不由低层而起的革命重造一个上层统治架构，所以，毁灭的劫运一定发生。城市社会则多了一个中层，就是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既不是低下阶层怨恨的目标，也不是在社会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毁坏社会结构的力量，中产阶级深知自己的福利在于一个繁荣和健康的城市社会。这样，虽然上层的寡头有时不免一意孤行，下层的怨恨有时不免积聚而成为破坏性的暴力可能，但是中产阶级在这样的关头必然是不支持任何对社会本身的过激行为。在中产阶级居中牵制的作用下，独断、专横和怨恨都有可能转换而带来符合整体利益的改变。城市社会渐进式的改良正是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的。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撰写他的资本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就是过度关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一方和工人一方的利益对立，而完全忽视构成现代经济系统中法律、管理、技术、教育等中间环节的作用，而没有这些中间层次的参与，资本和劳动力及其对立只是学理上的抽象物，没有现实意义。他老人家根本没有看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的位置，所以，他的革命预言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发达国家屡试屡爽，反而在中产阶级弱小的俄国和中国却可以应验。

　　中产阶级的存在和它的强大使得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转更加错综复杂，这意味着各个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不可能不通过与他人的妥协、调和而能单独实现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强加在不接受者身上。任何为了自己的信念、利益而孤注一掷的激进行为在错综交汇的城市社会一定事与愿违，不能实现。仔细观察欧洲各国现代历史就可以发现，中产阶级是社会矛盾的妥协性、平衡性的力量。如果出现城市暴力革命的局面，那一定是中产阶级被严重削弱或中产的力量不够强大所致。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学习谈判、协商、妥协的好场所。尤其在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迈向一个成熟、正常的社会，这种城市生活的训练必不可少。无论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妥协的训练都十分必要。”

　　东方剑客说，“仁兄对城市充满了热切的期望，小弟则对乡村一往情深；仁兄为当今的城市经济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前程，小弟则半信半疑。经济繁荣谁人不乐观其成，可是，内囊里有什么货色，自己也是需要掂量掂量。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不幸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竞争，多半时间扮演被动的角色，任列强渔肉，即使有所反抗，也是被逼到生死存亡的绝路才有振作。直到现今才对全球竞争表现出主动性，实则这个过程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仁兄所冀望的城市经济，不但是最后的机会，而且恐怕凶吉参半，陷阱埋在半途，只是当事人为眼前的经济繁荣遮蔽，以小弟的观察实在难以有过分乐观的理由。”

　　博士说，“此话怎讲？本人愿闻详细的讲解。”

　　东方说，“正像你适才说的那样，就业是城市困扰中最重要的难题。那么，就业由什么决定？当然是由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决定。可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由什么决定？那是全球一盘棋，不由自主。假设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重临，百业萧条，前景不是十分可怕么？我想说的还不仅是全球经济影响这样一个意思。就业的困扰在中国还有其特殊的意义。

　　你想一想老辈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怎么走过来的？老马说得没有错，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泪。现代欧洲脱胎于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下的欧洲社会亦是农业社会，只是它的农业社会组织形态不同于中国乡村社会罢了。由农业社会转移至工业社会，一定伴随大量人口离开土地，移向城市。析离土地、无根漫游的人口，古人叫做‘游民’，前工业化时期城市不能吸收‘游民’。于是，‘游民’就变成‘替天行道’的豪杰网罗的对象，酿成鼎革之变。工业化发生，‘游民’蜂拥入城市，问题在于城市有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这些离开土地的‘游民’。一般来说，农民离开土地的速度都要高于就业职位创造出来的速度。因为城市的诱惑很容易传染，一旦被卷入红尘喧嚣的城市，就再也不能返朴归真。与欧洲社会当年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就业困扰有两个极之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中国乡村人口的密集程度是欧洲无法相比的，中国的乡村几乎拥有无数的劳动力。无怪乎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量供应的。如今‘中国制造’的物品满输欧美，都是拜无限的劳力供应压低了劳力成本，使得劳动密集的产品得以廉价外销所致。但是，巨量的乡村人口也是一个巨大的就业难题和潜在的威胁。多高的速度，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谁也难做出乐观的估计，或者干脆说这是不可能的。不错，现今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高楼拔地而起，夜晚霓虹灯闪烁，可是，绕过任何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背后，都可以看见不堪的景象。尤其是城市的周边区域，密集的厂房和遍地的‘笼屋’，更何况每年春运期间的大城市火车站的拥挤景象，无不提示着无数过剩人口的存在。城市的繁华是不是表象，小弟不好妄言。但是，与欧洲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是社会风险最高的城市。这种风险大半来源于简直可怕的过剩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业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具有欧洲当年难以比拟的意义。

　　其次，除了通过城市化吸收离土的‘游民’以外，欧洲当年还有得天独厚的一条路，就是海外殖民。工业化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因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例如宗教迫害、失业、犯罪等，在本土无法居住，却由于海外殖民的拓展成为谋生的一条大道，也成了当局解决过剩人口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因宗教迫害而有北美的开发，因流放罪犯而有澳洲的殖民。如今中国正是急需海外殖民的时候，殖民时代却已经结束。资本主义扩张就是这样，他人走了先手，拔了头筹，后手者就要受‘后进的诅咒’。假设当今中国有一个海外殖民地可以流放人犯，那城市暴力的现象，也不知道要减轻多少，环境、治安也会大大好转；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使用重典，一来给重犯一个自新的机会，二来也化解社会的戾气，显示开明、尊重人权和健康的国家形象。可是，现今的世界不仅无地可以殖民，而且殖民也不容于文明社会。失去殖民机会的大国现代化历程会怎样？实在无法想象。可以预见的只有治安紧张，恶化；各种利益阶层的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必定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海外殖民是城市化过程一个社会怨恨的重要排泄口，没有当时的海外殖民，也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内部压力之下，强行武装殖民，走军国主义之路，为祸中国，为祸亚洲。从这个角度看，未始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博士接着说，“东方兄的话让小弟想起西人的‘中国威胁论’。近年来，西方不断有中国威胁的担心，而我们总是应之曰别有用心，或者强调中国和平崛起，不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其实，单纯这样的回应是不理解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依小弟看，西人的担心自有其别出机杼的一面。

　　由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西方世界经历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动荡不安的两个世纪，连资本主义都差一点阴沟翻船。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积累了很多惨痛的教训，知道这个发展过程什么时候、什么环节最为脆弱，最容易出什么性质的麻烦。如今西方世界是一个过来人，看中国社会正在沿着它们当年的轨道，以相似的方式力图完成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对西方人来说，自然是忧喜参半。所忧者并不单纯在于中国会成为对它们军事威胁的敌人，而且在于如果中国半途翻船，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西方人很明白，一个正在资本主义的化中国是一个内部不稳定的中国。这种不稳定虽然庆幸不是东方兄讲的传统意义的‘揭竿而起’的灾难，但是执政当局也没有半点放松对内部不稳定警觉的理由。西方人所说的中国威胁，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内部不稳定。他们对于内部不稳定的理解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

　　坊间仅以改革开放来理解社会的变化，这是不足够的。它的政党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掩盖了许多日益变得严重的社会问题。明智的人应该转移视点，脱离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理解中国社会，应该在资本主义化的层面理解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变化，一言以蔽之曰，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社会变化，同时也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世界用了两百年的时间，三管齐下，才将野蛮残忍的资本主义驯化成温顺的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为人类美好生活服务。

　　东方问道，“何为三管齐下？”

　　博士接着说道，“第一管就是凯恩斯的药方，通过政府的力量转移财政支付，创造就业机会；第二管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药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健康、失业的保障；第三管就是美国汽车之父福特创始的高薪制。有这三服药方，资本主义才能为增进人生的福祉所用。以这三服药方的施行对比现时的中国，无论哪一服药的服用，都处于非常初步而幼稚的阶段。政府转移财政支付方面做得差强人意，虽然有心，怎奈僧多粥少，制度不灵，成效同努力还有很大的距离。而社会保障制度仅仅能够惠及‘一小撮’人，更广阔社会意义的社会保障，根本还没有建立起来。至于普遍的高薪制还谈不到日程上来，或者竞争的压力使得高薪制尚且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主义的扩张推进意味着什么？除了社会财富高速积累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内部不稳定的日渐加剧。内部不稳定引至怎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预料。虽然还看不出对外用武，如同当年日本武装殖民那样的迹象，但是还是不能排除对内用武的可能性，比如对台湾。如果那样，不单是台湾的浩劫，更是大陆的浩劫。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种内部不稳定，必须要被驯服，但它远不是领导人善良的愿望就能够决定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在这方面都有惨痛的教训，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及时创设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中国面临比之当初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化更加不利的条件，如果它要成功，执政当局的更加明智和勤政是必不可少的。”

　　诸子打断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运会错过了，没有抓住，也就只好如此了。既然错过，也只有心安，万不可在新时代行旧方略，那才是愚蠢之至的事。文学可以悲观，但政治却必须积极。在无路之中发现自己的路。

　　例如，就业问题，今天唯一可行之道就是行‘中国制造’之路，大力殖产兴业，依靠自身的工业化解决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如今是产品、服务征服的时代而不是殖民征服的时代。只能通过融入世界主流经济秩序来获得本国自己的生存机会。”

　　三人一时无话，举起酒杯对饮。

　　良久，东方剑客举杯说，“老兄说的，当然有几分道理。可惜那都是《左传》所谓‘肉食者’的事，与你我之辈并无什么关系！”说毕一饮而尽。

　　诸子说，“话虽如此，我劝老兄不必借酒浇愁。以一时一事计算，‘肉食者’明与不明事理，做与不做当做的事，固然重要。但是吾辈所关心的在‘神明之乐’。而‘神明之乐’从来不在一时一事中取得。理有固然，事无必至。未至之事，不妨碍固然之理呵！”

　　博士出来解围，说道：“东方兄的叹息，不是从前‘士不遇’的叹息，而是壮士扼腕之叹。”

　　东方剑客说，“还是回归正题吧！小弟倒是有一个问题：博士刚才发挥了一大通乡村‘社会死亡’的看法，既然乡村不再是中国社会的‘根’，既然从前无根的城市乘权作主变成当今社会的‘根’，这样的社会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城市经济主导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博士说，“城市经济主导的时代意味着政党-国家管治模式正在成为过去，意味着实行宪政民主的条件进一步成熟。”

　　东方剑客说，“此话怎讲呢？”

　　博士说，“首先要明白，宪政与民主在中国，从前是‘舶来’的西化运动，现今则可能是本土运动。坊间有一种议论，一谈到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就当成是西化运动，西化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自有一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事物就一定行不通。这种逻辑用于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宪政的实验，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用于衡量今后的政治民主化，如果不是糊涂认识，就是冥顽不化。道理并不复杂，制度与技术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某一种条件和环境的产物。虽然它们最先由某一社会演变出来，是某一社会的产物，但是，其它社会如果具备原产地、原区域大致相当的环境条件，一样可以移植而成为本土的产物。例如，马铃薯最先由美洲人驯化并种植，明末由传教士带到中国，那时马铃薯的名字叫‘洋芋’，典型的舶来品名字。后来‘洋芋’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变成了‘土豆’。在山西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山药蛋’。洋玩艺儿就是这样历经时间的洗刷变成土玩艺儿，洋和土，西和中，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界限都是由接触时间的短暂和环境的差异造成的。接触时间长了，环境差异缩小了，土、洋之别也就多余了。”

　　东方剑客反驳说，“老兄这话是不是有点狡辩？简单的作物种植怎能和复杂的社会制度相比？你这样理解也太简单了吧？”

　　博士说，“且慢，听我说。很多人以为不可这样取譬，我初时也这样想。但是，后来就改变了。不错，制度的地域性比技术强。船坚炮利可以一下子输入大清，变而为‘北洋水师’，变而为‘江南制造局’，但是，‘巴力门’却屡输不入，国会屡开不成；开成也是有疾而终。不过，制度的地域性强最多也是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和更充分的环境条件的准备，决不能拿国情来做永久的抵赖。古人说，水到渠成。这话充满智慧。水不到，不成渠；水一到，无渠也变有渠。晚清以前，中国的手工作坊，一律采用‘流水记帐法’。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由商业城市佛罗伦萨创出了‘平衡记帐法’。鸦片战争之后，‘平衡记帐法’传入中国，渐渐为企业所采用。到今天，正规的公司无不采用‘平衡记帐法’。谁又去说‘平衡记帐法’是西化而不能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呢？须知会计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既然公司、企业、市场都已经在中国生根，会计制度当然也就由‘西化’变成‘本土’。不仅企业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一种成熟的宪政体制，当然是按照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相对独立、相互制衡的原理构筑而成的。不同的国家在体现这一宪政原理的时候当然渗透自己的风俗、文化和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百年西化的洗礼，虽然是建立起政党-国家，实行权威管治，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其基本制度架构，未始不能发现一些宪政原理的因子。例如国家架构基本亦涵盖行政、立法、司法三项权力的划分，只是它们之间经由一种‘主义’来贯穿，经由一个‘政党’来组织和监控，三者之间缺乏足够的相对独立和相互制衡。但是绝对不能说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相对的独立性和制衡。因为机构的分置就是最初步的独立性和制衡。近十数年来，司法的独立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立法机构也开始形成对行政的问责压力，行政需要向立法负责的意识也有了增强。这些‘宪政初步’虽然离宪政原理的充分实现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却不是遥不可及。由此可见，制度问题同样不能自设畛域，划地为牢，应该抱着开明的心态，虚心接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出来的成果，包括技术、市场、法制、宪政和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现代宝贵的制度文明，不应该将它贴上‘西化’的标签而打入冷宫。照我看，百年来中国不幸的一件事就是在‘国情’与‘西化’上争论不休。或者以‘国情’为挡箭牌，或者以‘全盘西化’为拳击套。总而言之，或者服务于抵抗外来的新事物；或者服务于摧毁自己珍贵的旧传统。”

　　东方剑客依然有疑问：“政治制度比会计制度复杂，照搬过来肯定不行。”

　　博士答道，“当然政治制度比会计制度复杂，或者说政治制度的地域性更强。例如同是西方政制，英国不同美国，美国不同法国。同一宪政原则进入具体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就产生具体的政制，这就是地域性的表现。但是，不论多强的地域性总不构成拒绝宪政民主大原理的充分理由。环顾东亚国家，不是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或早或晚结束了亚洲一贯的权威管治转而实行宪政民主吗？宪政民主本质上是现代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建立的方式，只有循宪政民主的途径建立政府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正义、自由、公平等价值的实现。你老兄所说的古代中国沉默授权方式正在变得过时，变得不适合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

　　诸子对博士说，“老兄是循积极的方向理解宪政民主必要性。小弟当然不反对这种理解，但我总疑心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化’。宪政民主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这必要性里面，有多少是为了人类崇高价值而奋斗出来的结果，有多少是客观情形下利益驱动而博弈出来的结果，值得人们深思。我不反对前者，可我总是相信后者。我倒是觉得，哪怕排除理想主义‘美化’宪政民主的立场，纯粹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宪政民主也有其必要性。”

　　东方剑客问道：“老兄所谓的历史主义指什么？”

　　诸子说，“我们先不忙定义。你说理解人类行为的时候，看‘利益’重要还是看‘话语’重要？”

　　东方说，“当然是看‘利益’重要。”

　　诸子说，“那就是了。‘利益’往往比‘话语’可靠。因为‘话语’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穿透这种欺骗看人类社会，就是历史主义了。比如，宪政民主是不是能够保证正义、自由、公平等价值观的实现，我不知道。但是，宪政民主确实有其历史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在于它代表了全人类的价值与理想，而在于它是各个利益集团在寻求自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妥协结果，并且只有这种妥协结果，才避免了比不妥协更坏的结果。因为它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坏结果，于是它实际上保存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于是，它就被夸张成代表人类的价值与理想。就是说，推动宪政民主，往往不是由于人们‘趋吉’，而是由于人们‘避凶’。”

　　博士说，“仁兄对人性有很深的怀疑。不过，我倒是想听听你的‘避凶论’。”

　　诸子说，“在我看来，政党-国家继承了大一统政制依赖层级式的官僚人事系统推行管治的精神，革命过后建立起这样一个层级式的人事驾驭系统。与古代的大一统政制相比，它有两点重要的历史发展，第一，依靠政党而不是依靠纯粹的个人权威凝聚政策实行的共识；第二，用‘主义’来贯彻政党的组织，约束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思想、行为，保持其宗旨的纯洁性。这两点重要的修改无疑使中华民族在列强争霸、国势羸弱的时代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争得国家的自主独立；同时在农业主导的薄弱经济基础的情形下集中国力推动工业化建设。这是政党-国家的一个功绩。但是，无论对旧制有怎样的改造，古今政制其人事驾驭系统却一脉相承，而人事驾驭系统有它本身不可克服的弱点。我以为，最根本的弱点有二，其一，由于人事驾驭系统必然是层级式的，各级官员之间只有下对上负责，没有上对下负责。这种单向的责任制使得下级只要瞒过或逃避上级的监督，便可以上下其手。权力的腐败就是从这种单向责任制本身的裂缝打开缺口，发展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其二，行政效率低下。有人以为，既然有一个垂直的人事驾驭系统，层层传递，令行禁止，效率高才对，怎么会效率低下？其实，评估一个行政系统的效率，除了看它‘有为’做事的速度，还要看它犯错的几率和改错的速度。虽然做事快，但做错了，却不可改正，便等于没有做，甚至比没有做更差。这就是过犹不及的意思。垂直的人事驾驭系统一方面出错的机会非常高；另一方面改错能力非常差，导致效率低下。因为在层级式的系统中，官员以升迁为第一要义。如果发生做事不当，必然千方百计加以隐瞒、回护，即使上级发觉，也多以姑息收场；如果做事不当发生在最高决策层，更是改正艰难。建国后‘反右’、‘大跃进’、‘文革’，均是例子。毛的同僚未始没有先见之明者，对于他武断决策的错误了然于心，但是，却鲜有人挺身而出，敢于指出他的不是；即使有勇者如彭德怀，除了陪上政治前途，于国政的更改，并无助益。一直要等到毛百年归寿，国政才有转机的出现。不是依赖制度，而是依赖偶然转机——前任暴亡、升迁他任、离职废黜等，才有机会让明白的后任收拾前任昏庸妄为误政的‘烂摊子’的例子，不但在国政的层面屡见，在地方行政的层面更是不胜枚举。人事驾驭系统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事，上下垂直，但综合它出错的几率和改错的能力，系统的效率是高呢？还是低呢？我觉得，看单件事情，它的效率还是很高的，然而综合长期评估，在市场发育已经大体成熟的城市经济时代，它的效率高只是表面现象，它的低效率，浪费纳税人的公帑，行政妄作为，才是实质。

　　那么，这两个弱点有什么方法加以克服或缓解呢？从历史上看，古人对第二个弱点完全是束手无策。当然传统儒家关于‘修身’、‘勤政’的教诲，未始不是方法之一，但是这里所说的无策是指制度上的无策，没有制度可以使得决策错误得到有效的改正。我想，古代是一个乡村社会，除非发生外敌入侵和重大灾情，一般情形下都是‘垂拱而治’，施政当中并不需要多少决策。与执政为难的，最多是乡村中的几个毛贼或土匪，派几个捕快把他们逮住就是了。所以，即使系统效率低下，但并无大碍。不过，古人对于第一个弱点，即人事系统趋向腐败的弱点大有讲究，因为这关系到朝廷的生死存亡。对付这个弱点，古人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监督、监督、再监督。对权力的监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特色，数千年来发展起复杂、精巧的权力监督系统。这个监督系统是整个人事驾驭系统的必要补充。如果缺乏监督系统，人事驾驭系统不久就会崩溃。地方豪贵，既然已经把持一方，谁人不想坐地为王？遏制这种拥地自重，拥兵自重的分裂倾向，全赖来自皇权的监督。古人的监督方法有很多花样，有‘官员绩考’，有‘御史弹劾’，有‘亲信告密’，有‘钦差查案’，有‘太监巡检’等等。这些制度监督在古代当然是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制度监督都是事后的补救，它只能亡羊补牢，而不能防患于未然。因此，王朝的寿命往往取决于朝政腐败的速度和监督有效性之间的比拼，权力监督为朝廷生死存亡关键的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问题正是在这里：合适于古代还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未必合适于现代，合适于乡村社会的方法未必合适于城市经济主导的社会。政党-国家既然承袭了渊源深厚的人事驾驭系统，当然也承袭了权力监督制度的根本精神。虽然具体的监督制度和方法都有所不同，但监督之所以为监督的根本之点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就是依赖上一级的权力监察下一级的权力运作。问题是这种单纯上对下监督的制度对人事驾驭系统监察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挑战，而它在挑战中取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原因在于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民智大开的局面，使得这种监督权力的理念太过陈旧，监督制度远落后于社会形势。

　　原因在于城市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社会管理中的专业和技术的成分日渐增多，如果靠人事驾驭系统来实施有效的行政，那么对它的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上级对下级情形的信息畅通无阻，而这一点恰好在城市经济的时代是无法做到的。当专业和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下级的隐瞒、封锁和迷惑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做到，上级的知情就变得越来越难。就像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一样，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实行有效计划的前提是知道全社会有关生产、供应和需求的所有信息。要有效监督一个层级式的人事驾驭系统，则必须是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所有有关信息完全知情。试问谁人有这样的神通，可以做到？在政党-国家的条件下，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存疑的理论假设：以为权力有来自上一级的监督就可以有效压止腐败。在实行的过程中要打上超过半数的折扣。事实证明，原理相同的权力监督机制，其有效性当今远远比不上古代。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知情的难度和重要性远不如当今社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种因袭传统的权力监督机制在民智大开的情形下无法自圆其说的：谁来监督监督者本身？最高监督者由谁来监督？在古代由乾纲独断的皇权解决第一个问题；由‘朕承天命’的天命论解决第二个问题。如今皇权已不存在，天命论沦为骗人的把戏。虽然政党代替了皇权，‘主义’可以提供一部分合法性的答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民智的增长使公民常识得到了大大的普及：政党也是需要服从一定规矩，政党也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最高决策者如同常人，同样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可以见得，政党-国家的领导体制无法回应现今的民智，无法令人信服权力监督机制的可信性。这种局面长此下去，必然一方面导致权威体制中的合法性焦虑，另一方面导致基层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

　　依赖一个缺乏监督或监督失灵的人事驾驭系统去管治城市社会，长远来看，隐藏着很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自身的体制衰朽。古人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体制的衰朽不是外部问题，外部力量根本无法撼动政党-国家的体制，但是，在它的内部却是可以‘物先腐’，权力的寻租和滥用就是体制内的‘物先腐’。然而，在政党-国家的体制之下，体制衰朽几乎成为久治不愈的癌症。原因在于人事驾驭系统自然趋向于腐败，只有权力的监督机制可以对此进行监察，但是，权力监督系统根本无法有效完成监察的使命。单纯依靠权力监督机制去监察人事驾驭系统，结局一定是个别有效，整体无效；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当衰朽的速度比监察起作用的速度更快时，整个人事驾驭系统就面临瘫痪、瓦解。

　　如果宪政民主可以解决政党-国家的政制衰朽，那回避这种体制危机之‘凶’就是宪政民主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在体制之内，也可以在体制之外。无论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都可以出自不同的理念。因为体制危机之‘凶’是波及不同利益的所有各方。

　　宪政民主的体制和人事驾驭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它分割了层级式的人事系统，每一级的权力产生都要经过该级的投票授权，管治者只对该级的选民负责；另一方面创造了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的相互负责，当选者没有‘流官’所有的那种合法性的焦虑，选举者亦可以牵制被选举者。这种权力体制的根本原理是讲究权力的制衡，而不是权力的单向监督。制衡必须是相同层面的权力按照相互制约的原则细分，使权力行使的时候有充分的透明度，有充分的相互责任；而权力的单向监督仅仅来自上一级权力的监管。我觉得，只有讲究权力制衡的体制才可以应付城市经济时代的复杂局面，也只有讲究权力制衡的体制才可以根治政制衰朽的癌症。”

　　东方剑客听罢诸子一番陈词，叹息道，“小弟劝你还是收回你所推销的宪政民主吧！圣人早已说过，‘民以食为天’。圣人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岂是几个西方政治词汇所能达到的？天是什么？天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一般人民有衣穿，有饭食，过上小康的生活，哪里需要折腾什么宪政，什么选举！用今天的新词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只要经济蓬勃，高速增长，那里会有什么社会问题闹出来！有句俗话，叫做‘闷头闷脑发大财’。这就是一般民众生活的最好写照。现在就是‘闷头闷脑发大财’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西化的那一套玩意儿来干扰大局！”

　　诸子说，“老兄解错了小弟的意思。小弟已经说过，宪政民主并不能纯粹理解为西化的东西，它已经是本土的需要。政党-国家的体制虽然现在有效，但是，长远却有危机。如果以短期有效而搁置未雨绸缪的前瞻，恐怕不是幸事。

　　至于老兄所说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个逻辑也只能一时有效。因为经济起飞的初期，百业蓬勃，经济增长的福利容易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所分享。有人挖到第一桶金，并且创业有成；有人洗脚上田，弃农务工；有人离乡别井，闯入城市；有人得到高薪职业，过上小资生涯。虽然所得不多，总算有润泽。民众经历了长期的贫穷日子，一旦可以自由发财，人生的期待当然集中在日子的改善，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在这个时期，老兄说的‘闷头闷脑发大财’的逻辑才是真理。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市场秩序、社会正义、机会平等、人民均富等问题自然就会提出来。因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得到的福利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还可以润泽多数，很可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经济的发展在体制不改革的前期下很可能反过来促成社会的分化。同时民众经历了经济的繁荣，人生的期待亦因之提高，政治的过度垄断就变成难以容忍的现象。那时，从整体社会来讲，闷头闷脑，就发不来大财了。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前提，而是反过来，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才是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前提。

　　东方剑客听毕，并不很服气，说道，“老兄这一面之词姑且不论，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由政党-国家的体制转换成宪政民主，这将会是一个体制的大变化。即使你说得有理，它很有必要，而且可行，然而从国际环境的角度看，内部改革所引起的振荡是否会因此而伤害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呢？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毕竟只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的成熟程度、国家认同的成熟程度毕竟还未能完全支撑国家的统一，国家的保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依赖政党-国家式的体制去维持，就是说，人事驾驭系统在维持国家内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方面还将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于是，一方面从刷新体制，以求行政制度和经济变革的相互适应的角度出发，似乎应该推行宪政民主；另一方面，从稳定内部应付国际挑战的角度出发，似乎还是维持政党-国家的基本架构更加适宜。两种合理性是相互冲突的，老兄承认不承认？”

　　诸子说，“仁兄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他的话还未说完，博士就说，“所谓两种合理性相互冲突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吧！是这个时代黑格尔式的软弱吧！那些把持权力的人不想改革，只想维持现状，于是就杜撰出刷新体制必然伤害国家稳定的理由，以此作为借口迁延时日。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议论。”

　　东方剑客十分不服，反驳说，“怎么是杜撰出来的呢？你真是糊涂。历史渊源复杂的国家最容易因宗教信仰、民族和地理分隔等因素，在工业化引起的急剧政治变革中发生分离主义运动。君不见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直不能弥合不列颠以及北爱英国国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信仰分歧，一战之后，终于无奈让爱尔兰分离出去。当然，国家分离对个人福利未必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对国势的影响却性命悠关。爱尔兰分离出去，英国的国势就一蹶不振，直走下坡路。中国是新生的民族-国家，无论地理背景、民族渊源、信仰和经济的不平衡，都可能是分离主义运动的火头，如果内部动荡，分离主义复兴，那四处冒烟、分崩离析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英国人儒雅平和，即使爱尔兰分离出去还可以相安无事。汉族人家国民族意识浓厚，如果本土发生分离主义运动，一定是无休止的纠缠和冲突，甚至是战祸连年。这种事情非同小可，不可不谨慎行事。”

　　诸子说，“小弟也不赞同博士关于杜撰的讲法。东方兄说得没有错，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生口繁庶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仰赖层级式的官僚系统维持国家统一、和平安定。这个政制和民主理念差异甚大，以致站在不同立场的人见仁见智，倡之者谓‘中国国情’，贬之者谓‘****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议可以先放在一边，不妨从常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一种政治体制行之数千年而一直沿袭，其中必存在稳定的背景因素支持它，决不可能是单纯的个人独裁野心所能成就。个人独裁的野心可以一时风云际会，偶领风骚，例如墨索里尼、希特勒，但这种‘****主义’都是只能得志于一时，不能行之久远。中国的情形与此不相同。故宫里面有一幅乾隆的对联，颇能道出中国情形的真谛。对联曰：‘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不奉一人的天下为什么偏偏需要一人去治呢？这样的天下是什么天下？倾心民主、自由的人往往抨击一人，而忘了看一看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我相信，一种政治制度在它的能量未曾耗尽之时，无论我们怎么不喜欢它，它还是会存在下去的。”

　　博士说，“你刚才说了半天，认为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医治政制衰朽的老病。这本是很好的见解，为什么又有所犹豫？”

　　诸子说，“我不是犹豫，而是想整理清楚问题的线索。宪政民主百年来在中国的命运，不是失败的记录，就是海市蜃楼的虚幻，为什么？将它归结为****主义的余毒未清，将它归结为反封建的任务未曾完成，或者将它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未曾完全普及，恐怕都不是切中要害的真正答案。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政制都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拉扯，一面是由于中产阶级成长、城市化进展而出现的宪政民主的诉求；另一面是衰变中的乡村和依然复杂的民族、宗教和台海问题需要原来的体制格局来维持。两方面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没有必要隐瞒，更没有必要美化这样的拉扯，没有必要把它塑造为不同前途的对决。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忍受的局面，不论你喜欢哪一面或不喜欢哪一面，它都是我们作为公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看问题，容易站在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博士哈哈大笑，好像发现了对手的破绽一样快乐。他说，“诉求是诉求，事实是事实，两者根本不同。诉求如果变不成事实，它一万年以后还是空中的楼阁。难道不需要找一个突破口，把诉求变成事实？”

　　诸子举杯，三人一饮而尽。

　　三人这时已饮至微熏，面红耳赤，呼吸微喘。悠悠乎似神游于太虚幻境一般畅快。

　　诸子双目微睁，说道，“宪政民主当然要迈出实质的一步才谓之落实。我觉得这一步应该从个别城市开始，尤其是由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作为试点进行宪政民主体制的试验；而不应当从全国规模开始进行冒然的改变。宪政民主大原理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地方”的工作而不是“中央”的工作。

　　东方剑客说，“如今不是已经进行乡村民主选举了吗？”

　　诸子说，“没错，乡一级的选举已经进行了多年试验。但是从实际来看，它回应西方世界关于民主、人权压力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由本土展开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意义。其实，民选行政首长由乡村开始远不如由城市开始更为适宜。乡村有深厚的宗族势力，而且中国的乡村通常都以一、二大姓为主。若要选举，期间必然牵涉大姓宗族背后的操纵，极易产生因选举而撕裂乡村社会。既然一、二大姓把持，所谓选举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依小弟的看法，乡村的选举，不选也罢。而现今真正需要展开选举试验的城市，当然不是所有的的城市，而是沿海经济发达，在区域经济中处于重要角色的城市。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实验一样，选择一些沿海大城市进行民选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的实验。从这里开始宪政民主，不仅做法稳妥，而且可行。

　　因为城市的经济往往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自成一体。有完整的税收体系，城市的岁入完全可以支持管理架构的运转。目前沿海都市有不少人均GDP已经超过五千美元，经济基础雄厚，远远超过政治制度改革的经济安全线人均GDP一千美元的标准。贫穷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而在今天的沿海城市，贫穷的政治含义已经彻底消失。而且，这样的城市教育程度高，信息流通快，相对畅达。在这样的城市，城市人对自己生活的都市认同感和凝聚力亦正在成长。现今坊间不时可见讨论所谓‘上海人’、‘广州人’、‘深圳人’的问题，看似坊间的无聊抄作，但实质反映了城市人的自我认同感正在生长的事实。总之，经济、生活水平、人的素质、精神面貌等因素，沿海城市无一不可配合和支撑局部性的民选实验。

　　一批沿海城市的崛起对整个中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它决不仅仅意味着有一些地方人民的生活得到重大改善，城市实力增强，人均GDP增长等，沿海城市崛起有它的政治含义。当然它们的政治意味需要挖掘，才能发挥出来。事实上，这些城市已经脱离了一般格局的全国其他城市。它们虽然在地理、经济上从属于全国一盘棋，但是，它们具有的经济能力的结构，它们具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客观上要求行政体制的改变去与之适应。沿用政党-国家的体制去管治这些城市，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正如刚才说的那样，沿海城市的崛起，不仅有其经济意义，人民生活改善，经济繁荣，税收增加，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也有其政治意义，它意味着新的政治诉求的生长，意味着体制改变的可能性的出现。‘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的差别，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应该是体制的差别、政治的差别。这两个不同的中国由于共享没有实质差别的政治制度而相互拉扯，相互牵制。长此以往，对双方都不是福音。就像两个跑手，一个强壮跑得快，另一个体弱跑得慢，却在两个跑手之间牵一条绳，快的不让更快，慢的也不能歇息，只能相互将就。结果只能两败俱伤，相互为害。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政治体制上应该另行一套，以人民代表的独立民选来建立纳税人对政府开支的监督，以行政首长的民选来使城市管治摆脱人事驾驭系统中只对上级的负责，转而为向同级议会负责。同时在整个国家规模上维持行省级的任命制，使国家的统一不受威胁。与俄罗斯那种有浓厚沙皇色彩的独断的‘可控制的民主’相比，中国可以而且应该试验接续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分区域的民主’或称之为‘局部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同样是可以控制的。”

　　博士说，“好一个‘局部的民主’，此话怎讲？”

　　诸子说，“这不过是一个概念，一种思路，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宪政民主不但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是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中国如若不想自外于世界潮流，则始终要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接轨’。今天看来，这种‘接轨’出于自身社会改革的需要远大于出于应付外在压力的需要。宪政民主一定要作为一种试验而破土成长于这片土地。但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的差异并不亚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况且人民承受了数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且受政党-国家的政治模式管治也已经五十余年。面对这样的国情，不能想象中国可以不分阶段一下子就能实现宪政民主。若要分阶段，则一定要有一个突破口。小弟观察，乡村的选举不是合理和理想的突破口。乡村的规模太小，易于强人把持和行贿收买。相比而言，综合实力强大的沿海城市，是一片可以开展试验的沃土。除了城市有成熟的经济环境之外，城市还有相对强大的中间阶层，相对畅达的资讯流通，而且规模适中，任何财雄势大的人或集团，都不能收买一个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内部，选举的争议可以不涉及国政层面的问题，而只局限于城市建设，避免国家生活因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试验而陷入对立之中。事实上，这种‘局部的民主’的思路，也是近代中国屡试不爽的思路。列强进入中国，是由‘五口通商开始；国民革命北伐，是由广州誓师开始；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由红色割据开始；连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是广东‘先行一步’。中国的国情似乎决定了任何新的推进，都是要从一个局部打开局面，这或许是一个宿命。”

　　东方剑客说，“‘局部的民主’听来颇有可行之处。老兄这个城市民选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的方案何处出典？”

　　诸子说，“想当然处出典。”

　　博士说，“仁兄的方案是否可以实行，当属未知。但是，起码有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用处，可以博吾辈酒客一乐！”

　　诸子说，“宪政民主不施行于中国就算了，如果施行，就一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长期处于混合的体制之中看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既有行之已久的人事驾驭系统，也有新出现的城市民选体制。在既不能完全依从旧章，又不能即布新局的客观情形下，不同体制的混合是必然的结果。这不仅是一种体制之间的妥协，而且还照顾到地区不平衡的必要。例如行省制，从元朝以来开始实行，由中央当局任命行省首长。这是一项维持国家统一的基本制度，决不是短期内可以蠲除的。即使某些城市已经民选行政首长，还是应该保持行省首长的中央任命制。因为城市面对的是一个经济自成一体的有限地域空间；而行省面对的依然是散沙一般的乡村，只有靠垂直的人事驾驭机制，才能令行禁止。行省首长的民选一定要比城市民选晚很多，如此才可以减少体制改变引起的政治震荡。”

　　博士说，“仁兄提起体制混合，令小弟想到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现在就已经是体制混合的了。香港、澳门回归，都实行‘一国两制’。于是在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内，流通三种货币，实行两种制度；从大陆到港、澳两地，虽在一国之内旅行，然而手续的繁复与不方便，远甚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旅行；其关卡的严密程度远远超过许多国与国的关卡。为什么同在自己的国家旅行还要忍受如此程度的旅行不方便呢？我相信这种普通生活中的麻烦提示了中国生活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近代由于列强的海外殖民，由于资本主义扩张而形成的经济自然发展，这种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严重到终于要以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去适应不同区域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如此说来，同一个国家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以欧洲的经验衡量，谓之不正常，甚至是不可理喻；但是，以中国的经验衡量，那就是一种高级的智慧，也是舍此无路的选择。如此讲来，体制混合一说不是仁兄的发明，而是有底本的‘抄本’呵！底本就是‘一国两制’。老兄原来是‘文抄公’一个。哈哈！”

　　诸子大笑说，“老兄不说小弟还不知道，一说吓了一跳。原来混合体制一说有抄袭的嫌疑，不敢当！不敢当！邓公是一代之雄，吾辈是窜伏的草民，岂敢谬托高明？不过老兄‘抄本’之说甚好，姑且顺受了，起码免去无根胡说之讥呵！

　　本来，所谓国家，所谓制度原来不过人类应付生活的挑战而产生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应该在一种什么国家、什么制度下生活的问题。假如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制度能够适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那我们就采取该种国家模式、制度模式就是了；假如目前还没有该种国家模式、制度模式，那就由我们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把它创造出来。一个国家混合不同的制度模式，虽然不见于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唯一的根据就是它们适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比如，在沿海城市实行民选民意代表组成控制地方财政的地方议会甚至民选行政首长，按照投票授权的原理建立合法的地方管治；但是，同时却在全国规模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维持原来的权威体制不变。这种混合体制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宪政民主总要有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以混合体制迈开自己的第一步，已经不是纯粹的谈资了。”

　　东方剑客说，“仁兄真是开杯神侃的高手，居然为己说找出高明的出处。”

　　诸子忙说，“小弟哪里敢依傍大人！小的只是顺来顺受。”

　　东方剑客见诸子醉眼朦胧，大喝一声，说道：“老兄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诸子喃喃自语，“无后，无后，什么无后？”

　　东方说，“你这个‘文抄公’，应自知‘文抄公’之罪。”

　　诸子已经语无伦次，大笑一番，说道“是啊，醉了。吾辈都是醉人！”

　　三醉人如是痛饮一番。

　　东方剑客微醺之际又提起话头说，“小弟对诸子兄的‘城市政改论’半信半疑，是否可行当在未定之天。不过，未来的路向当要好好探讨。邓公设计并一度主持的改革开放，屈指算来也已近三十个年头。当初为配合政策的实施，他定下‘不争论’的方针。姓资姓社一概不得公开辩论，故举国更新的大业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那时致富为第一要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第一要义，如同过无路之河，摸着石头一步一步来。其实走什么样的路，依小弟的看法，邓公是清楚的。只不过人多嘴杂，各执一词，恐怕影响大业，故此他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喻，平息众论。这种权且如此的方针，放在当时的环境，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久而久之，后遗症就出来了。”

　　诸子说，“此话怎讲呢？”

　　东方说，“长话短说吧。中国历史上经济活跃的时期，市民生活热火朝天的时期，竟然不幸都是没有理想，道德霉烂的时期。晚明是这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是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是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今天，社会也是同样予人道德霉烂的印象。触目所见的社会怪现象，无一不是贪污横行，不知廉耻，公义荡然。虽然古今不能一概而论，但竟然数百年都不能改变这种可耻的格局，说明中国社会本身存在自己的问题：经济活跃，民生事业的一般发展，同法律、政治制度的发展严重脱节。我要强调的是脱节并不要紧，或许它是社会演变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令人深思的是发生脱节的时候，社会缺乏理想资源、道德资源、文化资源来协调法律、政治制度的调整以适应、配合经济活跃、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拿个人的发育做比喻，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体格的发育成长与心智的成熟能够步调协调，而我们不幸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当个体的体格茁壮成长的时候，同时却趋向心智紊乱，一面是粗拳壮腿，另一面是丧魂失魄。心智紊乱导致的最终结果无一不是健壮体魄的走向毁灭。这个健壮的体魄就是经济活跃，民生有成；而心智紊乱就是道德霉烂，理想破产。中国社会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局面，的确值得有识之士痛切反省。如果一个社会它在经济和民生上取得成绩的同时，人民的一般道德水准持续糜烂，总有一日它会以土崩瓦解为自己的收场。晚明的社会如果不是如此糜烂，十数万的清兵，怎么可以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轻易逐鹿中原，夺取政权？北洋政府统治的下的民国，如果不是如此腐败无耻，区区几个广州政府的北伐师，怎么可以势如破竹，直捣黄龙？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其可笑的命运完全重复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页，追根溯源，可知千里长堤毁于蚁穴的道理。如果说中国社会今天有什么危机，道德霉烂，丧失灵魂无疑是最大的危机。芸芸众生的道德水准令人生疑尚且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它不至于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基本路向；而社会中坚的支配集团的腐败霉烂真可以令人太息长叹。它的道德光彩日渐退色，它的理想形象日益贬损，逐渐由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的形象蜕变为一个喜剧小丑的形象，怎么可以不令人太息痛恨？”

　　诸子说，“老兄这番慷慨陈辞与‘摸着石头过河论’有什么关系？”

　　东方说，“大有关系。征诸历史经验，我们知道经济的活跃与法律、政治制度的调整相互脱节是中国社会在大转变中必定会发生的情形，其弥补之道，则唯有运用理想资源、道德资源、文化资源，提出一个正面、光明、符合德性的政治共同理想，以给社会灌注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小弟相信，社会这样霉烂，人心这样堕落，并不是社会自动趋向如此腐败，也不是人心情愿如此堕落。之所以出现这个霉烂的局面，一定是社会之中存在某种机制，妨碍或者扼杀一个正面、光明、符合德性的政治共同理想的成长。‘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方针，在实行既久，经济成就已经昭然于天下的今天，若是继续实行，则它必然成为一个社会机制，阻塞言路，妨碍辩论，使得正面、光明、符合德性的政治共同理想无法形成。在政治成为民众可以参与的公共生活之前，必须先形成一个政治的共同理想；而形成一个政治的共同理想之前，必须让这个话题成为开放的、可以辩论的。离开这样一个环境，社会新的灵魂就无法形成，无法灌注到民众生活之中。假如一个社会经济繁荣，城市富庶，而人民除了营生不知别有理想，别有道德，别有文化，则这种繁荣和富庶一定是畸形的，它的繁荣和富庶的日子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从别处借来的。当借来的东西挥霍完了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破产。”

　　诸子说，“小弟对此也有同感。摸着石头可以过小溪、小河，摸着石头可以过浅滩，可是摸着石头过不了大江大河。在你摸到脚下石头之前，洪流早把你冲向不知何方。过大江大河必须先测量，建立蓝图，勾画轮廓，然后建设桥墩，再架设桥梁，最后才能通过。所谓测量就是政治话题开放；所谓蓝图，所谓轮廓，就是政治共同理想的形成；所谓建设桥墩，架设桥梁，就是将政治的共同理想付诸实践。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正如晚清士大夫所形容的，是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变。它决不是如同过小溪小河，可以摸着石头趟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机变和权宜，决不是一个全局的视野。机变权宜可以用之一时，但不可行之久远。过大江大河而用过小溪小河的智慧，是福是祸？吾人当扪心自问。”

　　博士插进话来，“两位老兄一唱一和，欲将‘架桥过河论’取代‘摸着石头过河论’，哈哈！”

　　东方说，“吾辈窜伏草民，何来‘取代’的野心？只不过在此畅言高论，抛砖引玉。如同吾辈饮酒，惹来一番言论。故此吾辈放言，实属抛砖。”

　　诸子举杯说，“说得好，来痛饮一番！”

　　三醉人又是痛饮，欢畅过后，散去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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