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两岸——《三醉人谈话录》第四章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7537]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周易 系辞上》

　　楔子：论醉酒忘言；台独之为民族复兴的毒瘤，政治先行的大一统的脆弱性与和平化解的可能性；台独在台湾民主进程中的地位，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困境与民主的幼稚性；大陆战略利益之下的台湾，丘吉尔自恃强硬的原因；台海三方角力的危险与脆弱，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教训；两岸对峙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的意味；西方宪政民主生成的原理，与此比照近代宪政实验失败的检讨；新的民族-国家构造及其前景

　　一日，东方剑客正在瀛洲楼独斟独饮，似若有所思。西海博士与诸子两人后到，东方剑客即醉眼朦胧问道：“小弟欲求证一事。陶潜当年吟的那两句饮酒诗‘此中有真义，欲辩已忘言。’诸位说，他老人家是真的认为有真义，还是本无真义，只以‘忘言’为托词，遂吟成两句绝唱？”

　　博士抢道：“当然是有真义，他自己明明白白说‘有真义’，如何又是本无真义？”

　　“这个却未必，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小弟可以补充一句，尽信诗不如无诗。语言是欺骗的最好工具。‘有真义’而忘言，岂不是等于无真义？”

　　博士又说，“渊明老已经乘鹤登仙而去，你又不能请他回来，如何求证是不是有真义？千载以下的后人，当然是相信他自己的说法啦。”

　　东方说，“小弟就是觉得这两句诗有蹊跷。若是有真义，何不用语言说出来？让我辈也好分享真义的快乐，如同我辈几位醉友，开杯畅谈，放言高论，享受到真义的快乐。他老人家刚说‘真义’，又说‘忘言’。弄得小弟苦参不得，甚是不乐。”

　　诸子说道，“原来如此。东方老兄，此真义不同彼真义。陶先生说的真义，并不是原本有一种真义，他不肯说出来，以忘言推委。他说的真义，其实就是忘言；忘记了语言，自然就达到真义；先有忘言，才有真义。并不是有两种真义，一种可以用语言表达，另一种不能够用语言表达。为人在世，有喋喋不休的时候，又有忘言沉静的时候。如果为生计所迫，为世俗所诱，自然喋喋不休，哪有空闲体会忘言沉静的快乐？陶先生借酒为桥，返朴归真，忽尔忘言，体会到无比的快乐，此种快乐，不得已用语言来形容，称之为‘真义’。如何才能‘忘言’，并非闭嘴收声就是‘忘言’。‘忘言’是要有一翻修炼的工夫，而酒就是修炼工夫的良友。所以，陶先生说‘此中有真义’。欲想体会真义，多饮两杯，待到微熏时候，忘言一刻，‘真义’就自然涌现。”

　　东方听罢，大声说道，“说得不错。我辈好饮又好神侃，那就有两种快乐。言词话锋，追求事物之理的快乐，以及忘言得义的快乐，统统汇集于我辈身上，岂不快哉！痛快，痛快！快来痛饮一番。”

　　于是三人入座，又开始畅饮闲谈。

　　东方剑客开腔道，“台海局势每到选举或有事的时候，就颇有可观之处。大选一到，好不热闹。一班台独政客，为了选票，已经把选举发展为对大陆的定期撩拨，每四年一次，劲抄统独议题。原本平静的台海，由此陷入多事之秋。台独这伙‘败家子’越闹越似眼中钉，依小弟的愚见，不如尽早拔掉为好。你们二位仁兄以为如何？”

　　博士反问道，“为何要‘拔掉’而且要‘尽早’呢？或许是一根‘肉刺’，可以自行痊愈，也未可知？如同一阵乌云蔽日，待到烟消云散，自然就不成为麻烦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渊源深厚，历经数千年考验，经历过多次分裂，而最终迈向统一，区区台独势力，如何能够撼动数千年的根基？何必要两岸相残，同室操戈呢？”

　　东方说，“你这种认识，真是糊涂。文化认同深厚，凝聚力强大，这只是近代鼓舞人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理念。当好话来听还可以，如果当作政治决策的乐观基础，就要出大麻烦。人类历史从来都是利益至上，文化为点缀。中国虽然在纪元之前就实现了大一统，但这是一种政治先行的大一统，以军事、政治的强势屈服反抗、不臣服的势力，它的统一不是由经济积累发展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经济的水平远远未曾达到与其政治统一规模相互配合的地步。由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是政治先行，经济滞后的大一统。如要明白个中不同，将中国和西欧比较一下，就会有所发现。欧洲的统一也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强烈的政治信念，但是，欧洲统一的信念只有到了欧盟的建立，才算步入正轨。欧洲人战后由经济共同体开始，一步一步，迈向统一，如今已有一个雏形。历史上统一的欧洲，只是几个文治武功了得的帝王东征西讨，奋斗得来的短暂成果。最早是罗马帝国，除多瑙河以北，欧洲尽在罗马铁蹄之下；然后是公元八世纪的法国查理曼大帝，他的帝国疆土从比利牛斯到达奴比，从汉堡到西西里；之后是十九世纪的拿破仑，再就是希特勒，他们的统治如雾如电，为欧洲统一的信念，投下了阴影。政治强人在欧洲谋求统一，可以说屡试屡败。直到今天欧盟，虽然继续追求欧洲统一，但是比之历史，已经是改弦更张，不由政治开始而由经济开始。假如欧洲最终实现统一，那它就是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追求统一之路。它是经济先行，政治配合的统一之路。至于欧亚大陆两端统一的历程为什么如此不同，其因缘何在，小弟先按下不表。只想诸君明白欠缺经济配合的大一统，无论欧亚，都是脆弱的。欧洲的脆弱表现为昙花一现，中国的大一统虽然不是昙花一现，但也表现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政治先行的大一统只能依靠驻军和文官系统的有效操控，才能实现和维持。一旦官僚系统腐败，操控不灵，臣下的反心立即出现。地方坐大，军阀割据的一幕就会重现。对付这些离心离德的分离主义势力，文化认同的召唤，从来没有起过决定的作用。试问，文化认同的吸引力作用大，还是龙廷龙椅的吸引力大？称王称霸，虽为一山之中的‘马骝’，不强如俯首称臣？东亚大陆大一统的脆弱性在民族心理上表现为人皆欲为皇帝，试问自以为豪杰的人，谁人心中没有一个皇帝的影子？既然因缘际会，已经登基，做了‘山大王’，扫帚不到，如何叫灰尘自己跑掉？所以，历朝历代，对付割据的‘土皇帝’，只有剿而没有抚，反而对四方夷蛮，亦剿亦抚。‘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杜牧尚能明白，王睿将军的楼船不下益州，沿长江浩荡东来，东吴小朝廷的王气，如何肯收场？同室操戈，虽属不幸，然而，政治斗争的基本现实就是这样，我辈仁爱而徒叹奈何！千寄望，万寄望，尤有可谅之处，万万不可寄望所谓人心向背，血肉相连，统一潮流之类虚无飘渺的文化信念。这种文宣手法，只可以作为一个幌子，安抚愚民，争取人心，若是自家相信，那就是自欺欺人，必将反食恶果。台独政客已经利用了大陆的天真，争取到时间，将台独理念摆上桌面，按部就班付诸实行。我辈应当醒觉，记住毛老人家八个大字，‘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博士听罢，说道：“老哥的论证，只是说明台海局势发展，免不了要以武力‘拔掉’台独势力，还未有说明为什么要‘尽早’。曾否记得老蒋当年‘和平未到最后的时刻决不言战争’的话？说话听音，这话虽有懦弱的嫌疑，可是考虑到开战的巨大牺牲，那也是有道理的呀。两岸一旦擦枪走火，你我虽然过了效力疆场，为国牺牲的年龄，但恐怕目前这种有酒饮，有神聊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吧？况且还要捐出钱来买战争公债，这日子是不好过的；更何况国家蒙受巨大的牺牲，数十年经济建设的成果弃诸一旦，海峡对岸必是一片疮痍。究竟是国家的强盛统一重要，还是民生的福祉重要？国家的尊严和荣耀难道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吗？民生的福祉尚且可以放弃不顾，那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它仅仅是权力的附丽和装饰吗？”

　　东方说，“你的议论也太过懦弱了。不是命运它不来，是命运你跑不了。个人也好，民族也好，贪图安逸，危难面前不思进取，终归是没有好收场。台独势力的兴起，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从前中国羸弱受人贱视，其病根在殖民主义；如今受人牵制阻梗，其病根却在台独兴起。以大陆巨大的市场、人力资源、技术和步入正轨的国策方针，假如能够配合台湾数十年发展而积累的资金、经验和管理技术，中国国运的复兴，一定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任何国家和势力都阻挡不了。偏偏在中华民族国运当兴之时出了个台独，两岸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融合、文化交流，还是政治互信的建立，都遇到重重阻滞，有桥不能过，有路行不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这不是如刺在目，如芒在背是什么？国运的复兴，如像从前那样受殖民势力的阻滞，还情有可原，盖因夷狄之心，非吾族类；现今却屈于台独势力，真是理无可恕。你说吧，两岸中国人辛苦挣来的钱，不是向美国买军火，就是向俄罗斯买军火，中国人的血汗钱，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入外国军火商的钱袋子里。这些不祥的凶器，如果用来保家卫国，外御其侮，还说得过去，却是用来两岸相残，是可忍，孰不可忍？从前中国势弱，被外国列强凌辱，如今没有列强凌辱了，却是有小国玩弄两岸于股掌。都是导因于两岸都要在外交上压过对手，争取更多的建交国。大国自有尊严，不会乘人之危，捡这小便宜。小国就不同了，穷极无聊，问大陆要几十万‘经济援助’，就与大陆建交。钱花完了，再问台湾要几十万，再与台湾建交。如是之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大有其国在。这些无聊的事情，我辈听来一笑，其实这是中国人蒙受与殖民时代不同的耻辱。这耻辱不是人家强加过来的，而是因为两蚌相争，渔人得利。究其耻辱的根源，就是台独。台独这根民族的‘毒刺’，一日不拔除，国运的复兴，一日就是半吊子的事。

　　依小弟的看法，两岸之间，只要不摆开架势言独立，都是‘兄弟倪墙’，有话好说；一旦撕破脸皮说独立，就是你死我活。台独是中国的“国家敌人”，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于世界上，它现在遇到最凶悍、最险恶和最有杀伤力的敌人，就是台独。这场悲壮的生存斗争超越个人，超越党派，无关乎善恶，它是国家层面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其间只允许一个生存者。台独既不是有耻，也不是无耻；站在个人观察的角度看政客的操守，也许有道德问题存在，但是从国家利益的层面观察，确实无关乎道德。中国同台独的斗争不是道义的斗争，而是那种人类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为了各自的生存而不可共处的斗争。中国的国家尊严绝对不能允许台独这样一个东西存在，同样台独也不能允许中国的存在。所以台独政客一定要全力推动“去中国化”的运动，全力推动“非中国化”的运动。可以预料，假如世上有所谓“台湾国”，它的国庆日一定是2月28日。这是一个试图将大陆永远钉在殖民者耻辱柱上的日子。中国同台独的较量，完全是生存意志与力量的较量，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场较量，意志顽强者胜，意志薄弱者败；力量强大者胜，力量衰弱者败。国家尊严使我们注定视台独为敌人，反之亦然。在这个纷繁竞逐的人世间，有些纷争是可能妥协而达致双赢结局的，但有些纷争却注定只能单赢，非此即彼。中国与台独的纷争不幸是后面一种而不是前面一种。善良的人寄希望于纷争的双方开启智慧，通过妥协达到双赢的结果。小弟以为，这仅仅是无助的呼吁。中国与台独的斗争，它的不可妥协性、它的严酷和惨烈，其实早已注定，因为国家尊严无从让步。可以预见，双方的智慧只有一种，这就是怎样屈服对方或让对方自我瓦解，舍此别无智慧。

　　地球上的国家林林种种，大国有大国的命运，小国有小国的命运。小国只谋自家的饭碗；大国则有维持全球秩序的责任。世界上伟大的国家，除非天不眷顾，否则应不惜任何民族牺牲的代价维持统一，这不是多一点土地，少一点土地的问题，而是民族的自尊不可自己玷污。一旦玷污，自尊受挫，不是长久抬不起头来，就是分崩离析，堕入小国的行列。这种话说起来好像是置人民的日常福利于不顾，只顾了虚无飘渺的国家荣誉。其实不然，大国的尊严和荣誉的确不是大国人民日常生活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大国的尊严和荣誉会为它的人民赢得比小国更多的机会，会比小国忍受更多、更大意想不到的灾难，这种不是即时得到的潜在福利，一定会在因缘际会的时刻或者全球危机的时刻兑现，受惠于大国的人民。正因为如此，大国对于事关自己尊严和荣誉的事情，一定要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切不能左顾右盼。既然是台独，就不是什么骨肉了。若在事实上你死我活的情势下，犹然以为两岸骨肉，一忍再忍，直至台独得逞。这真是糊涂得可以，比之宋襄公的仁义尤有不及；宋襄公虽然愚蠢，但不失高贵。如果以两岸开战为不忍，居然放过台独势力，那真是自我作贱，天不可恕。台独近十余年来，敢于摆上桌面，赌注一是下在外人撑腰，二是下在大陆不忍，我辈切不可上当。在大是大非，大利大害问题上，破釜沉舟者胜，患得患失者败。

　　至于为何‘尽早’，小弟以为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早统早有利，趁着国势上升的时刻，以闪电之战，王师南定，结束晚清以来受人欺负，国政不能统一的局面，由统一带动新一轮经济建设。五十年代，如果不是美国军舰巡弋台湾海峡，恐怕老蒋如不远遁南洋，也像南宋废帝那样投海自尽，只留衣冠冢在台湾，国家也早已统一了。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此事中国人自家做主，宜早不宜迟。”

　　博士反问道，“如老哥所说，五十年代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固然可嘉，然而，台湾就起码不会有今日经济建设的成就了，难道这不是实情吗？”

　　东方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东方开腔道：“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不过比起台湾经济发达了而分割出去，利与弊孰大孰小，不是十分明显吗？容小弟再说外因。台独作为一种理念，必然是务求速成，它不能持久。与现代兴起的民主、自由等理念不同，台独生长于特殊的历史时代，若要求成，必须风云际会，正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单以海岛立国而论，五十年代条件比现在还好。如果蒋介石有划地称王的想法，大可以利用美国武力的庇佑，割断与中华民国国统的联系，完成宪法转变，另立朝廷。碍于冷战局势，大陆也无可奈何。然而，蒋介石与共产党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若想与他老人家谋台独，乃是与虎谋皮，比登天还难。蒋经国辞世之前，开放党禁报禁，台独遂由叛国转而为合法，借民主这个壳上市，连骗带蒙，赢得股民，势力迅速壮大。不过大陆也借改革开放之势，国力急速上升。这对台独而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大陆一天一天强大，台独也就一天一天势瘪。个中道理，台独中人也是明白的。所以，他们赶早不赶晚，时间对台独不利。如不在这十年之内实现台独，再过十年二十年，台独必将退潮。台独就像骑自行车，既然已经骑上，就不能刹停，刹停了，自行车也倒了。以两岸政经形势观察，台独势力必于近期挣扎。就算大陆忍功做得好，台独也会自行前来撩拨，大陆不‘尽早’，台独也会‘尽早’。这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泼皮叫骂上门，不打他几个耳光，能清醒吗？打得越早，清醒得越早。”

　　博士说，“你将台独比作泼皮叫骂，生动是生动，感情色彩太过强烈，反而不利客观地理解台独理念。”

　　博士将话锋一转，说道，“依我看，台独理念，在近代思潮上，还是有它独特的地位。”

　　东方剑客颇不服气说，“人神共愤的东西，哪有什么可言之处？”

　　博士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善之者谓之善，恶之者谓之恶，利益关系牵制人看事物的立场，这是一重。还有，站在此尺度看是恶，站在彼尺度看则除了恶还有善。我以为台独就是这样。如果以国家统一立场观察，台独也可以说是‘毒瘤’，可是如以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历程中开出实现宪政民主体制之路观察，显然不应抹杀其地位。马克思主义以为恶是历史的动力，这个道理，放在观察两岸问题，台独又是一个例证。民主制度在东亚历史文化环境下创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定要有殖根于本土的不同政治信念之间的博弈，能构成有意义的政治争议，由此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民国政府播迁台湾，实行的同样是权威管治。在台湾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由权威管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以史实观察，台湾不是经由自由派的启蒙鼓吹而逐渐落实的。自由主义思潮自五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经历了逐渐退潮而式微的过程，虽然个中因缘各有不同，在大陆，你可以说是由于自由主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权威体制根本不相容，但在台湾却不能这样说。问题在于台湾在两岸对峙、实行戒严的情势下，自由主义思潮只能代表同情西化、教养程度良好的少数知识分子的欲求，它不能深入到草根阶层，落实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政治欲求。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发生直接关联的政治理念，充其量只有思想的意义而没有社会运动的意义。自由主义在台湾有道义的感召力，缺乏政治行动的组织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草根阶层的生活欲求缺乏直接关联。由一种‘束之高阁’不能发展为社会运动的理念来开出政治民主之路，是不切实际的。台独理念就不同，它有深刻的本土性。其一，台湾有近半个世纪的殖民历史，其政治、经济、文化与大陆的纽带被割断而造成‘弃儿’的飘零局面；其二，台湾地缘情势介乎统独之间，海峡的阻隔既不是完全绝对的屏障，而又提供相对可资利用的地缘分隔；其三，两岸分治数十年给台湾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统造成越来越大的合法性危机，这危机在台独压力下，演变成最有可能的政治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台独理念的这种本土性，虽然粗俗，却是与草根阶层的生活息息相连。因此，台独理念不是一小撮人的理念，而是一大撮人的理念，尤其在面对垄断政治权力的国民党，它能集合几乎所有的不满和怨恨，来自受过良好现代训练的知识分子也好，来自无知无识、终日操劳的草根民众也好，都能在台独的旗帜下找到指引和方向。不知二位仁兄知道不知道，台独核心分子多出身于台大法律系和海归派，民进党组党至今产生过八位党主席，其中五人有台大法律系背景，其中三人更有海外留学背景。由这些精英分子集合草根民众，如说他们是乌合之众，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文宣之词。正是因为台独的本土性，它比自由主义更有可能性，发展为具有普及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对台湾开出自由民主之路而言，自由主义没有操作性，而台独却有操作性。所以，台独就成为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诸位想想，在权威管治传统如此根深蒂固的中国，东南隔海的一隅，居然成功转换为民主政治制度，这真是一件意味深远的事情。我辈不赞成台独，但要看到它作为政治民主化突破口的意义，对此要有同情的理解。”

　　东方剑客说，“博士兄的高见，聊备一说吧！不过，台独毕竟是‘玩火’。”

　　博士说，“说得不错。政治是一件火烧眉毛顾眼前的事。要人人眼光远大，那就不是政客和选民，而是宗教家、思想家了。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不但要有迫切性，而且要操作性。在台湾特殊历史背景下，台独应运而生，我中华民族幸与不幸，真是一言难尽。”

　　诸子这时才插话进来，说道，“你刚才说台独玩火，这是什么意思呢？”

　　博士说，“我所说的玩火，不仅着重于台独原本挑衅中华民国的国统，而在于它由挑衅中华民国的国统开始，进而挑衅大陆。这种挑衅有可能使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付诸一炬。以台独开启台湾民主化之路，虽然可取，但也有幼稚之处。台独的根本理念是自行立国，这件事，不是脱离民国国统就可以做到的，必须得到大陆认可。不用说是民进党，就算是国民党，要背叛民国国统都是白搭，因为它必须大陆的承认才行。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本来就是国共内战的结果，国共的恩怨都没有完，如何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因此必须先行了断国共的恩怨，才谈得上自行立国。而国共的恩怨又岂是区区台独势力所能了断！有国共恩怨的时候，还没有台独，解铃还需系铃人。台独不是系铃人，而它在当政之后，强扮系铃人，正应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以台独诉求为核心的台湾本土化运动，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困境：作为一个本土化运动，它其实只有社会运动的意义，而没有政治运动的意义。当台独政治人物将这个颇得民心的本土化社会运动提升为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政治诉求时，它或许可以突破岛内政治对手的压力，但是它无法突破大陆强邻的国家意志，也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这个本土化运动如果没有一个自我反省，适时地从国家政治层面撤退，继续以撕裂台湾社群塑造它在国家政治层面的悲壮形象，恐怕它为自己埋下自我毁灭的祸根，也为台湾社会带来不稳定的祸害。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在台独人物的催谷下以为寻找到一条可以突破国民党独裁与重造国家尊严的道路，将政治民主化与国家尊严问题‘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可以一飞冲天，照耀全球，然而，实际上对台湾而言，制度的民主化与国家尊严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能在本土化运动的名目之下，一并达成其目标。因为大陆强邻的国家意志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是不受台湾本土化运动控制的因素。一飞冲天的愿望只能得到飞半天即止的实际结果，数十年来的台湾本土化运动若是对自身面临的困境没有深切的反省，恐非台湾的福祉。

　　进一步说，台湾由台独开启政治民主化，所得到的制度成就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民主不得不继承台独这份遗产，这份遗产在大陆的笼罩之下变作烫手的山芋。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本应该是政治议题产生自内部的发展，而不是与外部的纠缠。台独与民国国统纠缠，看似内部发展，实则不是，它关系到大陆的根本利益。以一个实际不受自己控制的议题为推动内部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石，其危险和不明智可知，搞得不好，粉身碎骨。目前，建立在统独争议基础上的台湾两党竞争，我以为还不算正常的民主制度的落实。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局面，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结束的局面。为自求多福，台独政客必须放下身段，不作高滔民粹式的鼓吹。这可能是我辈的缘木求鱼。但是，台湾的民主若想扎下根，仍然还需度过目前陷于统独争议的初步阶段，超脱过去由于台独鼓吹而得到的种种开创功劳，重新出发，重新寻找切合台湾发展的政治议题，否则，一味坚持旧有的台独理念，热衷台独意识形态，它很可能就是未来台湾民主发展的罪人。有台湾民主开创之功的台独，既是功臣又是罪人，这就是它的历史命运。台独玩火，玩的不仅是在台湾煽动社群、分割省籍的选举之火，而且玩的是挑衅大陆之火。辽阔的大地一旦烧起愤怒之火，恐怕台独势力无处藏身。”

　　诸子将酒杯拿在手里说，“今日两位的议论颇有可取之处，都是好酒的功劳。干一杯吧！”说罢，三人举起酒杯，眼神飘忽而神情依旧，一饮而尽。

　　诸子又说，“小弟有一点看法，可以补充东方兄适才说的两岸不容割裂的见解。所谓不容割裂，这个‘不容’只代表人们内心的愿望，至于事实如何，又是另一番局面。两岸最终是否割裂，取决于当事人愿意支付多大的代价维持这尚未割裂的状况。如今的事实是台独兴起，巴不得一拍两散；国民党则态度模糊，似处在两可之间。假如不是大陆决不松口，大有宁为玉碎的决绝，两岸恐怕已经割裂了。大陆之所以一意坚持两岸统一，历史文化传统当然是重要的原因，然而，随着两岸分治日子的延续，台湾对大陆的战略利益地位的至关重要性必须被认识。如果当政者糊涂起来，后果难以收拾。二战的时候，英国所以不沦陷在纳粹德国之手，丘吉尔的强硬姿态凝聚国民抵抗信念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依小弟愚见，则全赖一战爱尔兰独立之时，英国坚决支持北爱尔兰保皇分子，也就是当时爱尔兰的‘统派’，使英国大势已去的局面下究竟得以保留北爱十余个县的直辖地。维持这片直辖地的麻烦至今未了，但它在二战中起到英国战略纵深的作用，则为二战中险恶的欧洲形势所证明。当时德军对英国进行毁灭性的狂轰滥炸，英国只靠北爱一地保存军事实力。英军全部舰只集结在贝尔法斯特港，大部分飞机也集结在北爱。因为这是英国唯一一个德军飞机不能轰炸的港口。从荷兰或比利时起飞的德军飞机，能轰炸英格兰大部分港口和城市，象伦敦、考文垂、朴次茅斯、纽卡素等军事和工业要地，都被狂轰滥炸，损失惨重，但幸赖贝尔法斯特，保存海、空军力量，以此为基地，继续在北海和大西洋打击德军。德军在没有瘫痪英国海、空力量的情形下，不敢贸然渡海登陆。不能登陆占领的英国如同一根钉子，钉在纳粹欧洲的门户。如果没有北爱，英国所有城市和港口，都在德军的炮火范围之内，纵然英国人不甘屈服，而缺乏地缘屏障的抵抗，难以持久。小弟大胆推测：丘吉尔强硬是因为他有强硬的本钱，他的本钱就是北爱，就是贝尔法斯特。如果他没有这本钱，这位不屈的硬汉，恐怕如同戴高乐一样，要流落异邦，那时，他的战时政府，如幸运地不沉没于大西洋，也要避难于美国的某地。

　　台湾当然不是大陆的战略纵深，却是大陆的战略门户。在亚洲国与国关系如此幼稚的情形下，假如台湾开了小朝廷，它或许在经济上是大陆的盟友，但一定是政治的夙敌。大陆由于经济发展，对海洋安全的依赖日益加深，如果在海洋大门之外，挡着一个夙敌，那大陆的战略安全将大打折扣。基于地缘关系的战略安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和平发展经济的时候，你好我好，国家间相安无事，一到战争临头，有无地缘的战略安全保障，是胜是败，立见分晓。小弟特地发掘这段史料，以供有识的方家消遣。”

　　东方剑客说，“老兄所言，正合我意。”

　　诸子说，“还有，小弟有话还未说完。两岸合则两利，裂则两伤。豪杰之士，鲜有看不到这一点。然而，局面的危险性也许正是包藏在这里。人在趣利避害的作用下，有可能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霸王硬上弓。这正是两岸均衡的脆弱性所在。”

　　东方说，“统一大业，早日了断，早日安心。你如何出此不祥之言？”

　　诸子说，“大吉大利的话人人说得，就像新年红包，无论多少，无人不喜，可是，在世求生存，并非日日新年。世情的险恶，人心的叵测，如果没有十二分清醒与警惕，就会门前摔交，自食恶果。两岸问题，实质并不仅仅是两岸双方，而是两岸三方，剩下的那一方当然就主要由美国来扮演。正如刚才东方兄说的，第七舰队如不是五十年代介入台海，那里还有两岸问题存在？两岸问题其实是殖民主义在中国留下的最后遗产，不论吾人乐意不乐意，都要面对这份殖民主义的遗产，如欲消化这份遗产，一如近百年来吾人对付殖民主义那样，只能一面依靠国家强大，另一面依赖国政修明，使自己步入国际秩序中正常国家的行列。中国在这方面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每一点退却；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每一点倒退，都是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每一点得逞。殖民势力与中国的这种纠缠关系，使吾人如欲解决此问题，一面必须‘同仇敌忾’，另一面必须‘返求诸己’，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同仇敌忾’而缺乏‘返求诸己’，则徒有壮志，并不能解决问题。远者如义和团，近者如建政后的孤立政策，都不能创出化解殖民主义的契机。因为殖民主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殖民者自身孤立就能产生的，它们与中国内政有深刻的关联，就是说，中国的‘外患’，从来就是‘内忧’的指示标志。‘外患’固然存在，但另外一层，透过‘外患’却看到了‘内忧’。台海问题，亦不能例外。如果以国际主流社会正常国家的概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发展，吾人也只能客观地说它处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而未克全功，尚有许多现代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待落实，有许多国际交往准则有待熟习。在这种情况下，期望由上个世纪开始就深深卷入中国事务的美国即场退出，由两岸自己面对台海问题，不单是一相情愿，而且是否长远地合乎两岸最大利益，也是一个疑问。如果将和平建设与两岸统一对立起来，质问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小弟愿意说一句，和平建设乃是目前大陆的当务之急，而统一不是迫在眼前要达成的目标。两岸相当时期之内的最大利益，应该是维持目前不独不统的现状，两岸和平竞赛，共同发展。这不但因为和平建设才能最终创出两岸归一的条件，而且也因为一个好不容易才进入和平建设正轨的大国，切忌由于内部的原因而陷入内政的祸乱。一旦如此，劫来难复，伊朗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七十年代之前，亚洲的大国之中，日本不算在内，印度和中国都由于各自的原因，满跚匍匐，只有伊朗一片繁荣景象。五十年代以来，伊朗王室在美英的扶持下，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虽然不得不出卖石油资源，但巴列维并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的目标是把伊朗建设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他在城市引进西方的资金、管理、技术与政治制度，在乡村则没收教会持有的大地产，将之分给无地的农民。急速的西方化和土地改革，得罪了教会，但是国王一意孤行，代表大地产者利益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因此出走伊拉克，由此埋下国王与教会决裂的祸根。当时的伊朗百业兴旺，财富急速成长；而德黑兰夜夜笙歌，霓虹灯五彩缤纷，其国际化程度决不下于现在的上海，有将近三十万西方人在德黑兰工作；亲近国王的贵戚权臣，包括国王本人，挥金如土，生活腐败；另一面则以特务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秘密审讯、处死时有所闻。种种内政失误终于导致本来蓬勃的和平建设阴沟里翻船，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在巴黎的公寓里，靠一部收录机，解释教义，号召圣战，操纵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众示威和起义。巴列维家族由统治者变为逃亡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本来是逃亡者的霍梅尼，却成了伊斯兰革命凯旋的英雄。一场国内祸乱，革命是成功了，经济却大幅倒退。外资纷纷撤退，外国人离开，公司关闭或被收归国有，财富随着闭关政策一朝云散。今年是伊斯兰革命二十五周年，人民的生活水准尤不及革命前三分之一。革命带来了什么？腐败的王室是赶走了，却来了一大群把持国会和司法审判权力的伊斯兰僧侣。由于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伊朗进入现代化诉求与僧侣阶层把持的僵局。可以预见，这个僵局不是近期能够开解的。我发掘伊朗革命的例子，并不是想说中国面临与伊朗革命前同样的局面，中国不是宗教国家，绝对不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宗教势力复辟，而是想说后起现代化国家步入经济起飞之后，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国际环境甚至不会给你半途倾覆之后从头再来的机会，因内政不慎而堕入不复的地狱，怨天尤人，谁人理你？伊朗至今尤喘不过气来，正在沦为三流国家，教训至为深刻。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多年来，未曾遇到过像现在这样内政方针和国际环境都能配合和平建设的大好时期，以前不是国际环境不许可，就是内政调整未曾达到展开建设的境界。现今的局面绝对难得，而能够令建设之船触礁的最大暗礁，则是台海。台海绝对是一个可以结束大陆和平建设蓬勃局面的爆炸点，而导火线则有多条，它们不单只掌握在外人手里，自己的手同样也有可能点燃导火线。试想，统一大业多么诱人，它不但居功厥伟，简直彪炳千古，多少英雄半途折腰，那最终摘果子的集万千荣耀于一身，如此青史留名的壮举，吾辈哪能排除为政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东方剑客说，“说来说去，原来你说台海的脆弱性也与大陆有关？”

　　诸子说，“有这个意思，但不尽然。台海局势的微妙与脆弱，与所有各方相关。例如美国，现在虽然以中人的角色扮演，号称坚持‘一个中国’。然而，它不是与两岸没有利益关系的中间人，而是与对峙双方有利益关系扮演的中间人。这样的中间人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的调解说项是以实现自己最大利益为转移的，现时它的最大利益是两岸维持现状，所以就维持‘一个中国’，但保不准他日它的最大利益转移至两岸冲突，维持现状的政策就会改变。那时，由于维持局面者的离场，两岸目前的均衡自然就被打破。两岸就像蟋蟀，由于中间人的分隔，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中间人一旦起了歹心，撤离分隔，变作撩拨蟋蟀互斗的捻子，蟋蟀马上就会打起架来。”

　　东方剑客听罢，马上插话：“比喻甚好。吾辈每思至此，就不禁仓然，感叹受殖民欺负的屈辱还未曾完结。你想，美国人为什么热衷‘一个中国’，维持现状？表面上是协防台湾，保卫自由世界，实质上是利用台湾牵制大陆。大陆为了预防不测，必然备战，武器每有升级，美国就以防御为理由，卖更高级一点的防御武器给台湾。自己挣钱还不说，硬是制造一个区域性武器竞赛的局面，拖住大陆的经济发展。美国人的这一手，曾经用于冷战，拖跨了前苏联，多么狠毒！

　　诸子说，“小弟以为，局面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恶化。先按下不表，回到台海局势脆弱性的话题上来。一般来说，国家或国家势力之间的对峙，碍于种种利害关系，如果是双方对峙，那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比较低。不幸而开战，那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是，如果是三方以上的对峙，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三方以上的均衡非常不容易达到，它非常脆弱。如两个武功高手过招，可以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明白鱼死网破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底线很容易在试探中摸到。双方谨守低线，对峙就对峙吧，大打起来的机会反而低微，双方反倒得到对峙中的和平。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属于这种双方对峙构筑的均衡。现在反过来看，上个世纪最长时期的和平是冷战提供的和平。两岸虽然只是区域性问题，但却是需要三方的均衡。如同三位高手过招，每一个人的出拳，受第三势力的拉扯，都不可能完全打中对手，或者打中当初并不想打中的那一方也未可知。这种意图不能被清晰领会的情况，最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一场原本都在三方预想之外的冲突，由于任何一方的轻举妄动，由于行动的意图不能清楚领会而发生。台湾自从台独坐大，两岸三方演变成如今三方角力的局面以来，不到十年，两岸险象环生。从台独挑衅、大陆导弹试射，到美国对台军售升级。这些举动，不排除试探对方底线的意图，但是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显然超出了决策者当初的料想，向着不受控制的方向滑向大规模冲突的边缘。孤立来考虑，这些决策都不失其明智之处，但放在三方博弈的复杂局面之中，不事先考虑到它们将产生不受控制的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单方面的理智和周密在这个复杂的棋局中有可能产生整体的混乱和危机，如同众人观场，某人为了自己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被挡住的人跟着也站起来，结果大家都站起来。原本虽不尽清楚，但终究还算勉强看得到，如是一来弄得观场的众人都看不清楚：个人理性导致整体无理性。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一般而言，国家或势力集团的行为总比个人行为要理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卷入台海问题的三方形成的微妙角力，存在其本身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与整体局面有关，而无涉于任何一方的非理性妄为。对于国家力量的对峙来说，三方已经太多。我所说的台海局势的脆弱和危险，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决策者明白这种三方博弈的脆弱性，坚守自己的底线，不挑衅其他两方的底线，则有利于局势的缓和。

　　东方剑客举起酒杯，对诸子说，“诸子兄，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做壮士扼腕？中国百来受人欺负，受人耻笑，如今终于成为堂堂的壮士，但却是要扼腕的壮士。为何要扼腕？还不是因为统一之未实现。这种制肘之痛，何时才休止！”

　　诸子说，“扬眉吐气，人皆乐意为之。小弟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扬眉吐气要有本钱，中国尚处在积累本钱的阶段。古人所谓坚忍，所谓韬晦，看似有阿Q的嫌疑，其实有裨实用。站在完成统一大业的角度，两岸长久分隔当然挫伤民族自豪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两岸分治这件事，可以得出很不同的结论。”

　　东方剑客说，“那就请讲老兄的高见。”

　　诸子说，“刚才小弟不是说两岸对峙局面不至于一团糟吗，实情确实如此。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逸乐。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和印度自上个世纪末经济起飞，政治强大，也可以说是国际间一件大事。原因当然众多，例如国家大，人口多，内部市场巨大，外部势力不易撼动，有自主发展经济的基础。这当然是事实。不过，依小弟推测，还要加上重要的一条：各有安全的忧患。中国有两岸问题，印度有印巴难题。各有一本难念的经，要念难念的经，此等硬功夫造就了绝处逢生的契机。因为有安全的忧患，逼得两国发展军事尖端技术。建国不久，中国就决定了发展核技术的方针，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后，更是不改初衷，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硬是挤进了核大国和空间技术大国的行列。这政策有人质疑，讥为不顾人民死活。人民勒紧裤腰带，花了人力钱财难以计算。可是在经济建设步入正轨的今天，终于见到回报。军事尖端技术不仅安全意义重大，而且其经济价值也是难以估量。印度八十年代初，决策秘密发展核技术，九十年代试爆成功，引来国际一片抗议声，美国为此而制裁印度。可是印度硬着头皮，制裁也要发展。如今制裁过去，核地位终于得到承认。诸位不要低估了这被嘲笑为卤莽强硬的决定，它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当初也许没有被充分估量到，而现在则非常清楚了。核技术和卫星技术无疑是一个国家技术链条中的最高级，处于最上游的地位，由于它发展，一方面保持技术力争上游的态势，另一方面衍生和推动了中游和下游技术。当时机来临，这些自主技术即可转为民用，变为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火车头。世界经济发展到现在，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技术、资本、劳力、土地这几个生产要素中，在古代技术是最为稳定，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突然发力，与资本一道，极大地改变全球的财富地图。到如今，技术已经变成最多变、最活跃而且举足轻重的生产要素。六、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也有经济起飞，但仅靠引进外资、开放市场，造就了一定的经济繁荣。然而，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国际资本来如潮，去如风。当局面不利的时候，风卷残云，一走了之，剩下的还是萧条的民生。技术的领先度如何，在观察一国经济的时候，实在不容忽视。然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深受殖民祸害，既穷又白的国家，如何积累和发展技术，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口，稍微气馁和依赖，就很可能放弃追赶的努力。所幸在于它们各有忧患，忧患迫使它们将技术追赶列为基本国策。这国策持续到一定程度，终于结出可喜的果子。

　　后起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不是谁人都有迫切的安全忧患，因此也不是谁人都有不惜代价发展军事尖端技术的驱动力。伊朗战后过分倚赖美国，完全没有这觉悟。伊斯兰革命后虽然醒悟，可是已经太迟了，核俱乐部对它已经关上了大门。这件事对继承古代伟大的波斯帝国的现代伊朗的国运复兴恐怕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巴西地处南美，地缘关系使它完全体会不到亚洲国家那种国与国的紧张。如果不惜代价推动军事技术不断上层楼，一定会被广大选民看成劳民伤财。处在这种情形之下，纳税人的钱虽然有可能用于直接改善生活质素，但在国家主导下发展高科技的驱动力肯定就少了。这种局面的长远影响是什么？是福是祸？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

　　两岸分治对国家统一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国共内战，国家不能统一而被外人利用，供人挑拨离间，供人从中渔利，供人相互牵制。民族之悲哀，宁有过于是乎？然而，两岸加上卷入的美国形成三方对峙，形成三方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更有技术。不在竞争中胜出，就在竞争中沉沦。正应了古人的话，多难兴邦。除了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军事冲突，可以预见，美国人协防台湾的政策，引起的刺激将是大陆军事技术全面追赶，道高一尺，魔高一仗。道魔之争，鹿死谁手，虽然未定，但必将作为竞争的压力推动大陆的科技追赶。坊间有人以为美国在台海两岸布阵上演的冷战压跨前苏联的把戏，将重现于大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台海是区域性的对峙，不是国家全面的对峙。中国只想解决两岸问题，并没有与美国为敌的意思。大陆的假想敌只是阻挡两岸统一的力量，它被限制在一个理性的范围之内。美国协防政策，在美国是一种对中国的牵制；在大陆，是一种军事和科技追赶的刺激。有这种刺激正可以使国人卧薪尝胆，努力赶上。所以，两岸三方目前形成的张力局面，并不只有消极意义。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其实很有积极意义。台海问题的忧患，程度适中，它并未大到应付不来，又未小到足可以忽视。它恰到好处地告戒大陆，不可高枕无忧，必须倾尽全力在军事和科技方面拾级而上才能对付未来的威胁，必须励精图治才有重启国运的一天。

　　东方剑客听罢，并不服气。三人饮过一轮，他开腔说，“民族的创痛就是民族的创痛，当务之急是治创疗伤。照老兄如此说来，岂不是永远维持两岸分治局面就是最好？”

　　诸子并不着急，慢慢反驳道：“老兄忘了一句俗话：心急食不得热豆腐。豆腐正热，强食下去，必然伤口腔伤食道。不如先不着急，反正豆腐放在那里，想办法让它凉得更快才是。这个道理用到两岸台海，就是利用这个局面，多做可做之事。环境刺激永远都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意义，它的消极意义既然不能祛除，不如多发掘它的积极意义。古人所谓辨证，所谓坏事变好事，就是这个意思。老兄如何忘记了？看来酒也使人糊涂，不过，老兄是糊涂得正好。来，再干一杯。”

　　三人如是又痛饮一番。

　　诸子又说，“诸位摊开地图，就可以发现，中国在迈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一种非常奇特的国家构造正在形成之中，虽然未臻至境，但可以看出端倪。中国的东南沿海，环列着澳门、香港、台湾，它们受不同于大陆的法系管治，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民主的进展也相互不同。用邓大人的话，就是‘一国两制’。台湾虽然处于两种不同前途的拉扯之中，它是进行式，不是完成式，但毕竟统一的前景远为明朗。而且即使两岸不幸开战，小弟相信战后大陆不会改变台湾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更不会改变司法和经济制度。财照发，民选照样进行，只是不叫总统而已。如果将台湾纳入视野，来观察正在形成中的两制而一国的国家构造，就可以展望一番，看看它有何意味。”

　　博士说，“你所谓奇特的国家构造，不就是在广袤的大陆区域实行权威管治而东南沿海区域实行各自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国家构造吗？”

　　诸子说，“没错。”

　　博士说，“其他民族-国家的确没有两制而一国的构造。它不同于一般民族区域自治，那是由于宗教、民族因素渗入地缘纠缠而作出的管治安排，这样的自治可以是分裂的导火线，也可以是形同虚设。两制而一国构造的出现，当然来源于殖民统治和内战，不是由于宗教和民族因素。它是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同而需要共处于一个主权范围内而出现的。可以预见，这不同区域在完成对国家主权的认同的过程中，两制之间必然出现拉扯现象。问题是这样的拉扯会造成什么呢？”

　　诸子大声说，“问得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诸子说，“事实会出现什么局面，人不能未卜先知，只能根据已有的条件进行有限度的推测。小弟觉得，不同区域之间的两制拉扯将创造由权威管治的社会体制到宪政民主体制过渡的突破口，它的存在意义重大。”

　　博士说，“你的论点好像从天而降，虽然似石破天惊，但我辈并不明白来龙去脉，可要详细道来。”

　　诸子说，“这个当然。为什么两制的拉扯有可能创出结束权威管治开启宪政民主的契机，这关乎‘宪政民主是如何生成的’这个问题。不妨长话短说，以英国作为例子。英国的宪政民主，路途漫长，但却始终围绕一个基本轴心：谁来控制国家的钱袋子？是国王、政府，还是贵族、纳税人代表？确立英国宪政民主根基的1215年《大宪章》，其实可以简称为一个关于分肥的协议：由国王提出增加赋税的提议，而这提议必须得到贵族议会的同意，否则不可加税。就是说，围绕财政控制权，国王与贵族各执一端，你不能吃掉我，我也不能吃掉你，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财政控制权是一个国家最有实质意义的权力。把持了钱财，可以招兵买马，可以豢养军队，可以四出征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力游戏，创出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一点都不奇怪。甚至连美国立国，奠定宪制框架，也是从争夺财政控制开始的，不过它不是内部争夺，而是美国纳税人与宗主国英国争夺罢了。不过，对财政支配权的争夺可以创制出宪政民主制度，需要有社会阶级的基本结构的支持才行，并不是任意的阶级结构都能够支持同样的社会演变。英国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贵族是国王的纳税人。纳税人相对集中而大贵族纳税数额不少。国王如欲根基稳固，则须依赖贵族解囊和兵力的支持，而贵族如不想被搜刮太狠，则须追随国王穷兵黩武的同时自己也要得益。所以，贵族限制国王的权力，要合伙分肥，他们是以纳税人角色来做这件事的。国会的代议制就起源于此。后来社会变化了，纳税人由单纯大地产贵族、宗教贵族，扩展到贸易商人、金融资本家和制造业资本家，但是，基本轴心依然没有变化。政府花钱，提供公共服务，主导国防、外交，而议会依然是代表纳税人的利益，监察预算和通过拨款。英国以及西方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它们的宪政民主是从上层开始的，无论是选举、结社、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力，都是由社会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一点一点普及推广的。这并不是说下层民众为普选和争取社群权益的斗争对推动宪政民主的落实完全没有助益，宪政民主完全是来自上层的‘赐予’，而是说下层民众争取权益的斗争所以有进展，能够产生对社会正面的推动作用，乃是因为社会已经演变出基本的宪政架构，一切民间的抗争才导致建设性的结果。

　　观察西方原生的现代化国家宪政民主的过程，可以看到，宪政民主最初并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而一种因为国政问题内部不同力量相互博弈而创出的生活事实。中国如欲开启宪政民主，结束行政垄断的权威管治，一个不能违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内部不同力量的相互博弈，但是博弈所围绕的轴心却可以不是财政控制权。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变根本不支持围绕着财政轴心而进行的宪政民主演变，就是说，试图由上层开始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行政权与立法权相互制衡的机制不可能成为中国宪政民主的突破口。这不是小弟的断言，而一个事实。近代西风东渐，宪政民主在后起现代化的中国成为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理想。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在中国，围绕着财政控制，在统治集团内部从来就没有以花钱为一方，以纳税人代表为另一方的对峙传统。人民千百年来都在纳税，可是在政治架构的内部，基于税收和支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可以进行政治游戏的博弈轴心。中国的纳税人太过分散，自耕农浩如烟海，每个税户通过纳税表现为政治利益的部分微弱到不足以将之付诸政治行动的程度。人人都抱着‘搭便车心态’，虽然想望自己的纳税付出能够产生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结果，有因经济的利益而诉诸政治的欲求，但是微弱的付出不足以产生百折不挠限制皇权的实际行动，最好就是‘搭便车’，等有人出头，替自己做主，从而沾光就可以了。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两千多年，与大一统王朝相始终，光有改变的欲望，没有改变的行动。看来还是要等下去，不是短时间就能收起‘搭便车’的懒惰心理。在这样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下，掌握财政控制权的官僚不是他们纳税人的代表，相反却是收税人——皇帝——的代表，他们是皇权的代理人。皇帝只是一个人，没有三头六臂，纵有三头六臂，也照看不了全国家。因此需要派出代理，一级代理还不足以应付治理的需要，还需要由一级代理派出二级代理，甚至由二级代理派出三级代理。这种层级代理制，就是郡县制的原理。它也是沿袭两千年中华权威制度的精义。各级官吏根据其所处位置与朝廷的远近，产生了各自的地方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利益同样不是纳税人的利益。纳税人的利益在政治结构中毫无地位，或者说，其政治结构不是根据收税人—纳税人相互制衡的原理构造的。支配和控制国家赋税的统治阶级有点像聪明而又克制的寄生生物，它附着在宿主——纳税人身上，从他们身上吸取养分，养活自己。当然他们也做有益于宿主的事，这并不是因为宿主有觉悟，迫使这个寄生生物不得不做，而是因为这个寄生太聪明，它懂得一个道理：一旦宿主因过度榨取而身亡，它也跟着死亡，为了自己生存，必须克制，必须做有益于宿主的事。唐太宗不是叹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吗？千百年来，中国的纳税人是一个麻木的宿主，而收税人则是聪明而克制的寄生。小弟以为，用宿主与寄生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中收税人与纳税人的关系，远胜于用权力制衡去说明其中因缘的做法。权力制衡的观察适用于西方，而宿主与寄生的原理适用于中国。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进而解释宪政民主在近代的挫折。”

　　博士这时插话进来说道，“你所说宪政民主的挫折，是什么意思？”

　　诸子说，“是的。照小弟的看法，宪政民主在现代中国遭遇过两次挫折，民初的议会实验是一次，你刚才说的自由主义的退潮也算一次。挫折的形式固然不同，不过深层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民国初年，在从来没有衍生出以使用国赋为一方，以纳税人代表为另一方相互角力的政治传统的中国创立了议会，而议会在成熟的西方国家无一不是代表纳税人紧盯政府‘钱袋子’、控制拨款和监察其使用的机构。民初虽然设立了议会，而议会并不自然就具备这种政治功能。缺乏它本应该有的政治功能的政治机构——议会，可能会有什么命运呢？理论上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它被强大的行政权力所吸纳，变成唯行政权威之命是从的‘橡皮图章’，有议会之名，无议会之实。第二，它本身奋发有为，侵蚀掉行政权威所具有的权力而自己变成冒议会之名，掌行政权之实的政治机构。如果演变成第二种结局，那就有点像法国大革命高潮时‘雅各宾专政’把持议会的局面。民初议会政治，正是朝第一种可能性方向演变。当初，议会中的革命党人并不甘心这种做总统奴仆的命运，他们奋起抗争。于是，议会变成了一个替总统找不愉快的机构。它所能做的一切是侵蚀总统的权力，制肘总统。而总统亦不甘心第二种命运，被议会五花大绑，做不成事。一场斗争下来，结果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行政权威吸纳了议会的权力。民国初年宪政民主实验的挫折其实意义深远，它远不是袁世凯窃国那么简单。它让我们首次观察到中国的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事实：行政权力具有绝对的优先和强大，它像一个权力的‘黑洞’，具备强大的吸纳力，它能吸纳具有现代意义新创设的政治机构的能力。在这个政治传统中，不管人们根据西方权力制衡的原理设立什么机构，它们都要向行政权力靠拢，被行政权将它们吸纳进去。如果奋起反抗，人们所得到的就是不同机构之间没有建设性的权力争夺，虚耗国力。这段教训告诉我们，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国家通往宪政民主的突破口是不同的；在中国，由上层架构开始布置不同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虽有渐进的意味，但恐怕不是恰当的突破口。

　　自由主义的退潮也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刚才博士讲到台独兴起的时候，也提到自由主义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陷入式微的困局。自由主义退潮是过往百年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上值得深思的现象。我很同意这个观察。不过，这里所说的困局，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不再具有合理性，已经变得陈旧过时，而是说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消退，学者小圈子探讨的意义远过于其作为生活事实的意义。”

　　博士说，“慢着，你所说的自由主义好像没有严格定义，我不明白你说的自由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

　　诸子说，“小弟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广义的用法，泛指上个世纪初以来期望和推动宪政民主落实的思潮和社会运动。例如，五四时期，先驱者呼吁‘德先生’、‘赛先生’，还有后来新儒家探讨如何由儒学开出民主与科学，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来讨论。并不是只有承继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才算作自由主义。这种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广义自由主义确实逐渐式微，百年来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声音由强而弱，奔走者由众而寡。当然可以列举出许多外在的原因，比如国际环境恶劣，外部压力强大，救亡的重任当头，不得不牺牲‘小我’，以成全民族的整体生存。这些原因都可以成立。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刚才提到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支持由上层突破为开端的宪政民主之路，而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宪政民主必定需要由上层为突破才能实现。行政权威既然已经如此强悍并且具备强大的吸纳力，它如何会自我放弃呢？‘好皇帝’是有的，立地成佛也是可能的，但这都只限于个人及其道德觉悟，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演变就全然没有这种自我生成的可能性。上层既然无法突破，自由主义思潮也只能热衷于一时，不能落实为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始终都是小圈子的学理。

　　我相信，宪政民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有不同的生成机理。在西方是围绕财政控制权展开以国王为一方，以议会为另一方相互角力制衡而演化出来的。在中国，如与宪政民主无缘便罢了；如果有缘，一定不是依循与西方一样的生成机理而演化。民初议会实验的挫折和自由主义的式微，都支持这样的推断。至于中国会依照什么样的生成机理演化出宪政民主，事实未曾出现，小人如何得知？现在所知的，只有否定的答案。情况似乎令人沮丧。不过，追求神明之乐本不在乎沮丧还是乐观，而只在乎事物之理。正是因为权威管治未曾结束，宪政民主尚在努力之中，才需要根据已知的事实猜测未来的究竟将会如何。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下，小弟觉得未来两岸的两制拉扯别有一番意味。因为两制的拉扯满足宪政民主出现的一个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这就是内部不同力量的相互博弈。宪政民主作为正面的诉求，在两岸的两制拉扯、牵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同一主权之下具有自由主义理念所缺乏的力量和真实性。它在形式上承继了中国政治传统里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但在实质上却又不尽然，因为它代表了不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处于不同水准的区别。权威管治的作派，非但不能吸纳跨越区域的不同社会体制的权力，相反由于国家主权已经处在一个更良好的国家构造之下得到了维护，权威管治的必要性变得不再充分，有可能创出权威管治逐渐衰退的政治和文化的内部条件。虽然现在尚无法展望两制博弈的具体情形，无法断言它经过什么样的中间阶段，达到宪政民主这个目标，但是一个两岸的格局即一个独特的统一国家的构造正在形成之中。这独特的统一国家构造必将有助于社会朝向宪政民主方向的演化。

　　所以，放更长远的眼光看两岸的对峙，它并非只是令人沮丧，其深远的意味或许潜藏在我们不能一眼就看到的地方。古人尚且深明福祸相倚相生的道理，何况吾辈！浩荡昊天既予吾民族百年多难，悲戚屈辱，磨砺遍历，然而孰又谓其中并无护佑吾民族重获生机的福惠呢？。”

　　东方剑客一直埋头嘬酒，至此大喝一声：“诸子兄，你如簧之舌，鼓噪多时。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立论，完全建立在如烟如雾的虚幻基础之上，如果云开雾散，你的看似雄辩就如同沙滩上建的房子，潮水一来，随水漂去？”

　　诸子恍然问道：“何谓云开雾散？何谓随水漂去？”

　　东方说，“两岸不幸开战。”

　　诸子听罢，会心一笑道：“现实世界之变幻莫测非我等所能测度。佛说四大皆空，又说色即是空。现实之虚空，有如你我的生命。生命尚且莫测，更何况现实世界之多种可能性？人生在世，直是歧路亡羊。”

　　说罢，举起酒杯说，“生命之虚空，有如此酒，一饮而尽。”

　　三人大笑一番，欢言散去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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