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秩序——《三醉人谈话录》第五章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7543] 在按照天意，将把人间

　　变得和天国同样宁静的时刻，

　　恺撒奉罗马之命拿住了这面大纛；

　　但丁：《神曲 天堂篇》

　　楔子：漫议酒德；好生为德还是好生为耻；亚洲秩序的幼稚性，亚洲世界与欧洲世界；论罗马式的国际关系理念；论朝贡式的国际关系理念；朝贡秩序的后遗症与亚洲秩序；日本与中国的宿怨及其渊源，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危机及其出路；人类四海一家是否有可能

　　又是一日无事，三醉人同往蓬莱阁，聊作痛饮闲谈之事。

　　三人坐定，杯酒上来，诸子先开腔道，“诸位谁人读过晋人刘伶的《酒德颂》？他是‘唯酒是务，焉知其馀’的‘大人先生’。酒中有盛德，是什么意思呢？是酒本身有德，还是懂得饮酒之人有德？”

　　东方剑客接过话说，“以我所见，当然是饮酒之人有德，就像你我之辈，都可以说是有德的人。按照圣贤的说法，德莫大于养生，而饮酒正是养生的良方。不是自夸，我辈正是积德行善的人。”

　　博士说，“此说未必尽然。好饮酒之人，有君子，有小人；有有德之人，有无德之人。桀纣以酒毁国亡身，哪里可说是有德？其遗风所及，遍于国中。死饮烂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事，不绝于耳。小人当年支教，派出之地正处淇水，是殷国故土，亲见一位县大人饮得痛哭流涕，当面狂陈夫妻苟且的苦楚。说者无意，闻者甚是不堪。所以并非饮酒之人有德，饮酒亦有无德之人。”

　　东方说，“依你所说，当然是酒本有德。酒是一物，德从何来？”

　　博士说，“有德之人饮了，有助养生怡情，这是酒好生之德；无德之人饮了，有助催命折寿，这是酒除恶之德。难道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不是德，是什么呢？”

　　东方剑客非常不服，语中含讽道：“圣贤从来以好生为德，未闻以好杀为德。你的高论，真是很有趣呵！”

　　博士说，“仁兄不要着急，干一杯再说。”说罢，三人满干了一杯。

　　博士然后说道：“圣贤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时候，草木榛丛，人烟稀少；猛兽横行，疾病肆虐，人口是最重要的财富，数量决定着部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你想一想，四夷为什么不敌中夏？即使入主中原做起皇帝，最后不是被赶走就是驯服于吾文化。好听的解释是文化的同化力，可是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哪里来什么同化力，亲和力？一小撮人能够同化一大撮人？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但是，如今情形已经大大不同，中原已经人满。以汉唐以来至清代中期计算，人口长期稳定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如今已是十三亿，是以往的二十六倍到四十三倍。举目望去，如巢蜂，如蚁聚，如恒河沙数，城市生活环境因之恶化，乡村自然环境因之破坏。人口过度膨胀岂不是祸害的总根源？所有的城市就业难题，交通拥挤不堪问题，三农问题，弱势社群问题，不正是人口过度膨胀的结果？三百年来，吾人受作物改良、肥料、农药和医疗等技术进展的福惠，征服了饥谨、疾病、灾害的大威胁，随之释放出巨大的生殖能力，其凶猛如虎，吞噬了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赢得了遍地金刚，人口爆炸以及普遍的贫穷。照小弟的意思，毛刚愎卤莽、自以为是犯下的错误决策，批判马寅初老先生《新人口论》要远远甚于发动文革。文革祸害于一时，批判马寅初就祸害于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批判马寅初事件标志着‘好生之德’的伦理彻底过时，彻底破产。生殖本身应当置于人口与自然资源平衡的角度重新估定它的价值，在人口严重过剩的今天，好生非但不德，直是可耻。百耻之甚，莫甚于好生。这是吾民族‘最后之伦理觉悟’，一如陈独秀当年沉痛呼吁国民觉悟一样，吾人如不能完成这对自身繁殖问题的‘最后的伦理觉悟’，人口这个怪物不但有可能将本身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更有可能导致既有社会结构的崩溃。那时，‘老鼠社会’，——采取依赖自身高生殖率以适应环境压力的生存策略——的社会，将陷入永远的三流社会，再也台不起头来。

　　吾人自认还有良知一点，不能以好杀为德。如以好杀为德，那就是法西斯了。然而以好生为非德，以好生为可耻，并不违背良知。它看来冷漠，实际更具理性，更对人类自身和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负责任。在这个前提下，歹人贪恋酒杯，自取其咎，难道不是净化世界，非德而何呢？”

　　东方剑客说，“老兄的议论，看似很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实则被科学所害。好生之德，它的根本是以人类自身为自然万物的中心，我们既然生存于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自己是时间过客的角色，不以自己为中心，难道要以自然为中心或以其他什么物种为中心吗？好生之伦理是一个基本准则，越过这个准则，生死皆同。生死泯灭于一，没有任何价值的差别，人生的意义又是何在呢？个体既然难逃一死，人类既然难逃种绝，星球既然难逃寂灭，以人类自我中心建构生活的价值准则，至少可以使我们在生之时享有生而赋有的温情，剥夺这生命最原生性的根基，随着那一孔之见而取得的知识，生命又漂向何方呢？小弟不才，与仁兄以好生为耻的伦理，风牛马，道不同。”

　　诸子出来强作解人道：“玉液琼浆的作用真是难以估量。我以《酒德颂》为抛砖，引出两位旗鼓相当的对垒，真是不枉有此一饮。你们两位，一位以好生为耻，一位以好生为德。好生之为事，耻乎？德乎？正由世人自取，不由我辈定夺。”

　　三人举杯，再饮一巡。

　　博士说，“小弟有一个观察，说出来供二位助兴。东亚的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很不成熟，这不成熟又不知用什么词来形容才好，不得已将之称为幼稚。例如，东亚国家之间都是面和心不和，表面上经济往来密切，贸易量很大，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不是惊人的大，就是急速增长，可是相互之间猜忌得很厉害，每国都如同身处丛林，时刻要提防天敌和对手，暗地里都是磨刀霍霍，枕戈待旦。无论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国家还是仍然实行权威管治的国家，民族主义都是东亚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战后已经多半个世纪，冲突的热点还是很不少。南沙群岛有六方声称拥有主权；小小无人的钓鱼岛有三国四方介入，中国与印度之间边界还未完全划定；中国和韩国、朝鲜之间现在看似无事，他日两韩统一，长白山边界问题突现、高句丽问题浮出水面，以韩人民族情绪之汹涌，成为中韩多事之秋的导火线必在情理之中；中日两国更是自蒙古征服亚洲以来的夙敌，一个靖国神社问题，一方是一意孤行，一方是咬住不放。粗略描绘东亚的国与国关系图，就会看到中间多少死结，多少明显或者潜藏着的冲突热点。这种情形可以用外松内紧来形容。时下世界潮流，经济挂帅，东亚国家也与时俱进，建设热火朝天。先是日本进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十年代又有四小龙成绩骄人，如今中国和印度又是号称和平崛起。就松的一面而言，真是东亚一片经济蓬勃的繁华景象。可是穿越升平景象，体察内里沸腾的民族情绪，以及国家对四邻的忧患与不安，那种内紧的情形真是有点像欧洲二战之前的国与国的关系。

　　欧洲经过二战的死伤与沉痛，国与国的关系已经彻底改观，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家争坐头把交椅的霸主意识已经一去不返。人民之间尽管也有偏见、相互取笑和不愉快，例如你如果从英国到欧洲大陆旅行，就会发现英语并不算欧洲的‘国际语言’，而英国人说起德国，也还是愤愤不平；爱尔兰从联合王国分割出去已经八十多年，但他们谈起英国人依然既爱又恨；西班牙与英国就直布罗陀归属还有领土纷争。但是欧洲与东亚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众日常生活形成的成见、不愉快以及国家争议，不会进而演变为民族情绪，不会从此起步而构筑一个‘国家敌人’。因此，没有‘国家敌人’的欧洲，非常难以想象欧洲国家还会出现战争这东西。你尽可以说欧洲人民国家意识薄弱，但却不可以说他们不执着他们各自归属的国家。只是欧洲的演变已经来到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被置于一个理性的层面来看待的阶段，人民透过纳税、退休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以及其他福利制度来形成自己与国家的实质关系，由于这些实质关系的深化，人民一面加深依赖国家，另一面也减少了基于封建传统而来的对国家的精神效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欧洲统一才获得推进。因为只要公民与国家的实质关系不受到损害，公民在这个国家框架下生活还是在那个国家框架下生活并无大碍，国家真正被还原为替公民创造福利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形而上的神圣实体。由封建传统延续下来的作为‘神圣实体’的国家已经被现代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和福利制度改造为一个为它的公民谋求世俗利益的社会组织。诸位都有这种体会，在欧洲旅行看地图的时候才有国界，搭飞机，乘火车、汽车旅行时，根本没有国界。即使感情纠葛难解如英国与爱尔兰，如果你从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旅行，上车用英镑，下车用欧元，才知道已经到了另一个国家了。这种国与国的关系多么令人羡慕呵！可是在亚洲旅行，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国家利用边防关口，增值自己的国家神话。东亚国家犹有神圣实体的味道。这种差别实质在于欧洲与东亚，国与国的关系是处于不同的演变阶段。而东亚的国际关系模式，麻烦正是未了。”

　　诸子说，“那么，你是不是将东亚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同归结为双方国家构造的不同？”

　　博士说，“是的。”

　　诸子又说，“构造所以不同，是在于公民与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东亚国家，公民与国家不但有基于福利的实质关系，更有精神的依附，因此而形成东亚国家神圣实体的面目？”

　　博士说，“是的。”

　　东方剑客说，“博士这个观察颇有意思，但鄙人以为只是说到了面目，未说到骨头。欧洲正在走向统一，由多个国家向着一个国家的方向演变。可以设想，当欧洲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不是一样以自己为先。这种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先的国家本性，不是一样会造成与它国关系的潜在紧张。欧盟国家自己内部一团和气，只是走向统一途中的一时现象，不足以当成榜样呵！03年底，欧盟主席访问美国，布什听了这位尊贵的客人关于欧洲统一前景的展望之后，说了一句酸溜溜的话：‘It seems like Roman Empire!’(听起来像是罗马帝国阿！) 这句话可以作两重理解。第一，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强大，总统可以打趣屡受挫折的欧洲统一事业；第二，美国已经是一个罗马帝国了，它当然不欢迎见到另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罗马帝国，所以语带酸味。博士刚才说欧洲国家之间关系融洽，值得羡慕，小弟以为只是人类历史暂时的现象。国家在本性上是以自己利益为先的，而人必须生活在国家形式之中。这种局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国家的确各有其作风，小弟相信这些不同的作风，与各自地缘特殊性的关系大过与国家构造的关系。或者说，国家构造正反映了地缘的特殊性。人民在自己的地缘历史文化传统中生活，创造了适应自己地缘历史文化传统的生活形式乃至国家形式。”

　　博士说，“欧洲由战后被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到如今努力走出美国的阴影，有与美国形成新的竞争关系的苗头，似乎也部分印证东方兄的话。但是我觉得国家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如何走向文明的问题，老兄的地缘历史文化传统说，也未尽善。例如，同是在欧洲，罗马帝国极其强悍，富侵略性，现代欧洲就已经完全蜕变。只用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怎可以完全说明这个转变呢？”

　　东方说，“小弟无法与老兄在抽象概念上争辩，干脆和盘托出，议论一下不同地缘传统的国家关系模式，以求明白事理。”

　　诸子赞成道，“如此甚好。”

　　东方说，“纵观古今，按照小弟的看法，国家关系的模式不外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罗马模式与以中国大一统王朝为代表的朝贡模式。至于刚才博士说的欧洲国家间关系，只是一个变体。众所周知，罗马是地中海区域崛起的一个伟大帝国。公元前六世纪立国时还是一个城邦国家，可是它特别凶悍，东征西讨，在被征服者表示屈服强权的前提下，给予殖民归化。罗马的疆域迅速扩大，至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已经统一了意大利，并且西面毁灭了迦太基，东面征服了希腊。至纪元左右，整个环地中海都是罗马的世界。基督教的兴起侵蚀了罗马精神而公元五至六世纪北部蛮族的入侵最终瓦解了罗马帝国。这个简略的陈述用意并不是叙述罗马的征服史，而是指出罗马的兴起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国家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关系。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早在罗马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罗马特别强盛和好战，表现突出，同时它也是西方文明发育的国家摇篮，所以就拿它来做一个案例说明人类迄今为止的国家关系而已。

　　罗马帝国以外部世界为扩张自己利益的对象和工具，为了实现和扩张罗马国家的利益，不惜使用任何极端的手段，不惜诉诸武力；它把外部世界设想为一个供自己征服的对象，就是说，非罗马国家的存在意义，仅仅就是供它征服，供它在征服过程中表现出英雄气概，表现出非凡的战略和勇武。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是建筑在征服和支配的概念上，在征服和支配的基础上构筑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种征服是无限的。这里无限的意思并不是它实际上就可以征服全球，而是它欲求征服全球。而实际能征服的疆域当然以它技术和财富所形成的能力为度。无限的征服就是罗马国家的全球秩序观。这个秩序以它自己为中心，透过征服和支配去统合周边原来不属于它的土地和人民。”

　　博士问道：“你说罗马帝国不停地征服周边国家，这符合历史事实。可是我还有点疑问，罗马时代，技术还不足以支持人们做环球探险，罗马人往东足迹最远亦不超过亚历山大时代的印度河流域，怎可以说无限征服是它的全球秩序观呢？因为全球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呀！”

　　东方剑客听罢，就来神了，说道，“这个老兄就有所不知了。小弟说罗马的国家秩序观是全球性的，这不是胡说，而是有根据的。虽然那时尚不可能环球探险，全球观念尚且不是经验性知识，但是至少全球观念已经是在合理推测基础上的认知。诸位可以去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苏格拉底临终之前，悲怆极了，因畅想自己灵魂的归宿，提及希腊人对地球的认识。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悬浮于浩茫的太空之中，人就生活在它的表面。罗马人征服希腊之后，学习和接受了希腊人的天文地理知识。不同的是希腊人用知识来愉悦心灵，罗马人用知识建构自己的国家秩序观念。证据在至今犹存的罗马帝国的国家神庙——万神殿。此殿修建于公元一世纪哈德良皇帝的时代。神殿的建筑构形模仿地球，殿身是圆的，屋顶半球形；大殿平面的直径刚好等于它的高度；更神奇的是大殿内的地表面亦呈球形，显然是象征大地的形状；最高点处于圆心点，透过屋顶圆形的镂空天花，直望苍穹。大殿内最高处，也就是圆心点，正是杀牲拜祭天神的地方。可以想象，每一次祭祀都唤起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激情，每一次祭祀都激发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欲望。

　　罗马人将自己全球秩序观落实在对外关系上，征服他国，屈服竞争者，消灭敌人，自然就成了国家的目标。在罗马国家的世界观里，没有平等共处的国家，只有供自己征服的国家。不得不与一些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只是因为征服的日程暂时还没有排得上来。就像中国的战国时代奉行‘远交近攻’一样。要先消灭近国，于是有近攻之说；远国暂时灭不了，先稳住它，于是有远交之说；等自己强大了，完成征服近国，远国就变成近国，也就排在攻取日程之上了。罗马人的全球秩序观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征服者的躯干腐朽了，历史的尘土埋葬了它，可是这位勇武的征服者之魂并没有死，它居然有‘借尸还魂’的绝技。继罗马帝国之后，征服者之魂先是托生在八至九世纪的查理曼王朝，后托生在中世纪教皇国，欧洲世界有十字军东征的壮举。这回的征服不是赤裸裸了，而是打着上帝的旗号，惩罚撒旦，拯救异教者叛逆的灵魂。话是好听多了，可是做的事与罗马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世俗化潮流兴起，宗教狂热消退之后，教皇国这付躯体也腐朽了，征服者之魂又要灵魂出窍，托生他方。这一回，它托生的地方是西方原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如西班牙、英国等，都先后继承了罗马的征服者之魂。西方列强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征服和殖民非洲、拉美和亚洲的故事，各位都耳熟能详，不用小弟在此绕舌了。”

　　博士问道，“殖民地运动退潮之后，罗马帝国的征服之魂又托生在什么地方呢？”

　　东方剑客颇有些得意，说道，“这个恐怕小弟不说，诸位也能猜得出来。当然是托生在美国。美国的人种、文化乃至宗教都源自欧洲。立国早期，在旧大陆备受迫害怀抱希望的移民在这片陌生而广袤的大陆披荆斩棘，从掠夺印地安土著的土地中发育出‘牛仔精神’。‘牛仔精神’就是冒险和扩张精神，不过它有较多的个人行为色彩，与国家奉行的秩序理念还是有距离。西方海外殖民时代，美国这个新欧洲还不够强盛，它只能跟在老欧洲后面，争取可能的利益。经历二战，老欧洲一方面力量衰退，另一方面脱胎换骨。新欧洲就适时崛起了。如今美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牛仔精神’蜕变为国家理念，运用到处理国家间关系中来。诸君想一想，‘先发制人’不是与‘牛仔精神’一脉相承吗？当然，‘先发制人’施加的对象是国家，而牛仔精神施加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土著部落、一头野牛，又或者是一伙强盗，但是其中毫无商量地使用任意极端手段制服对手的精神，不是出奇地一致吗？人是天生的喜好征服的动物，你从猫抓耗子的敏捷身手，从老虎扑向猎物的凶猛，从狮子围捕猎物滴水不漏的严密组织行为中，都可以看到‘先发制人’的生物本质。所以，罗马帝国的征服之魂是不会消散的，像传递火炬的接力一样，从上一代人的手里传递到下一代人的手里，世代可以有先后，而火炬不会熄灭。征服者之魂可以托生在罗马国家，也可以托生于天国在尘世的王国，又可以托生在现代民族-国家，同样可以托生在现代帝国。只要环境、土壤、气候合适，这颗种子在哪里都可以生长出来。”

　　博士说，“老兄将罗马帝国的征服之魂归结为生物本性，这恐怕不太妥当吧。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皆生活在国家形式之下，并非任何国家都像罗马帝国那样富有凶悍的扩张欲望，亦并非任何国家都像罗马帝国那样谋求全球的支配地位。”

　　东方说，“国家与人虽然为不同的事物，但是国家既然是人类组织起来的，小弟相信人的本性也一定会投射到国家行为中来。所以才以生物为喻，这或许嫌偏激。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更进一层，国家这种事物，它的使命当然是千方百计保护和扩大它领土范围之内的人民的利益。当它对外的时候，更多地表现了人类的征服欲望，更少地表现人类仁慈的悲智。或者简言之国家的本质是完全没有人所有的悲智的那一面的。例如，个人可以有良知，但国家就不可以有良知。因为国家只是一个社会组织，它纯粹就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良知而只懂得计算的事物，它要谋求权力的支配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难道不是在情理之中吗？”

　　博士说，“老兄，你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东方说，“且慢，别焦急。将国家这个事物放在历史上观察，当然会发现有的国家凶悍，有的国家温和。这基本上是个能力问题，没有能力凶悍的，它怎么能凶悍得起来呢？当它由弱者成长为强者的时候，你要它匍匐笼中，这做得到吗？国家是一个保护和实现国民利益的组织，好比武士的盔甲，护卫自己的安全，可是当由于某种原因，它的盔甲比别人的坚硬，别人的盔甲不是他的对手。作为武士，他当然会利用这副优异的盔甲，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吾人在历史看到某些国家特别富有扩张性，就是因为它们的国家生活中形成了这样的机制：国民利益的维护有赖于扩张和支配他国——它们的盔甲变坚硬了。例如，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议员、贵族、大庄园主、承包商，他们的利益系于不断获取廉价土地与奴隶，结果攻城掠地、俘获人口，成为罗马人维持奢华和荣耀的不二途径。如果没有土地提供分配，没有奴隶补充进来，罗马的生活方式就会逐渐式微。海外殖民时代也是如此，列强国家的国民利益系于向海外推销工业产品和获取贵金属和工业原料，于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不惜用枪炮和士兵的血，撬开他国锁上的大门，或者干脆占领而奴役之。当今天下，殖民主义虽然退潮，但是国民利益的维护一旦系于支配他国，新的支配他国、控制他国的形式，随时都可以产生。这才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征服之魂不会消散的根本原因。”

　　听到这里，诸子说，“照老兄这样的讲法，人根本就是无处不生活在权力及其支配之中，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全球的国家秩序也像金字塔一样，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弱小的，虽然这种支配和控制，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生物世界存在食物链，全球的国家秩序岂不是也存在国家间的支配控制链？如果这样，那么罗马帝国的国家秩序理念，岂不是有它的合理性？至少它没有违背人和国家的自然本性。”

　　东方剑客说，“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事实。强大的国家有一种自然趋势支配控制较弱小的国家。第二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大概就会支持国家扩张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出征军团归来举行凯旋入城式的时候，有无数欢呼雀跃的围观民众呢？可是如果你生在强邻环饲的弱国，你大概会认为国家间的秩序没有正义，甚至厌恶或羡慕强国。美国不正是受到穆斯林的厌恶和第三世界穷国国民的羡慕吗？”

　　诸子说，“东方兄的议论一向单刀明快，今日如何畏缩不前？是不是酒力不够？来，干一杯再说。”

　　说罢，三人举杯，一饮而尽。

　　博士对诸子说，“你刚才嫌东方兄不够痛快，似乎有议论要发表，干脆直说好了。”

　　诸子说，“罗马帝国式的国际秩序理念，目光远大，强硬有力，在伦理上是恶的，在现实世界里是有效的。坊间很多人批评这种国际秩序的理念，说它是霸权主义。这一点不错，它有强烈的霸权色彩。可是问题在于这种国家间的秩序理念反映了我们这个生活世界基本面的真理，尽管我们在感情上不欢迎它，但必须在理智上明白它所构想的世界图景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举一个例子，世界就像穷乡僻壤的一条小村庄，村子有大户人家，更多的是小户人家，村子里也有几个小混混。大户人家的方针当然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小混混则喜欢浑水摸鱼。于是大户人家就要出来维护秩序，小户人家是不会主动出来做这公益事业的，一则因为无力，二则因为得益少。而大户人家出头做事，决不是无私的。因为村子秩序一乱，大户人家损失最大。为避免损失，大户一定慷慨解囊，出钱买枪买棍，组织保安巡逻。既为保持大户生活的风光，又为挣回甩出去的慷慨，大户也一定利用这个培植起来的秩序从中渔利。小户人家看了这个局面，免不了说大户强权横行其间，村子的秩序缺乏公正。可是人既然生活在村子里，哪里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呢？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大户就是东方兄说的罗马帝国，大户所奉行的秩序理念，就是罗马式的国际秩序理念。世界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除非你甘心做小混混，否则都免不了面对这个由大户所维护的秩序。”

　　博士说，“你的议论颇有点儿右翼的味道呀！”

　　说罢，三人大笑，又饮一巡。

　　东方剑客说，“诸子兄嫌小弟议论畏缩吞吐，其实小弟并非不胜酒力，而是内心实在对由大户主宰的世界秩序心有嫌恶。吾人嫌恶强权主宰的世界秩序并不是出于古人的侠义肝胆，要锄强扶弱，而是出于心仪古代东亚国家间形成的由大一统王朝主导的朝贡秩序。朝贡秩序其实也是一种世界秩序，不过这个世界不是以全球为基点，而是局限于东亚国家之间。它颇有一点遗世独立的意味，在欧洲以及穆斯林世界之外，另演化出一种不类同于罗马帝国模式的世界秩序。”

　　博士说，“这个已经消失的古代东亚世界秩序有什么值得你如此眷恋，一往情深？”

　　东方剑客说，“老兄要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活于地球表面，组织国家，由于山脉、河流、气候等自然因素，以及种族、历史、文化等人文因素，演变成的国家大小不等，强弱不同，代代如此。大小之道怎样相处，才使人所生活的世界更加符合美好生活的价值准则？这永远是吾人需要思考的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伦理的核心。小弟不得不承认，人有弱肉强食的一面，‘丛林的真理’确实反映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极其基本的一面。但是毫不留情地将这种‘丛林哲学’运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聪明还是愚蠢，恐怕不容易回答。罗马式的国家秩序理念，虽然令人羡慕，但光荣背后的残酷，也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东亚的朝贡秩序，至少提供一种不同的国家关系模式予人选择。在天下滔滔皆是崇拜强权的时代，重温古人的智慧，不是正合其时吗？

　　古代东亚世界奉行已久的朝贡秩序其实是国家间的一种安全盟约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是大国强国用物质实利来与小国弱国交换顺从：小国顺从大国，出让荣耀与尊严，大国从中获得高于小国的尊荣，但却让度物质实利予与小国。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一种虚名与实利的交换。各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达成一个共处的局面。和平就从这个共处的局面中自然产生。与罗马的国家秩序理念相比，朝贡秩序的理念是大国不谋求支配、控制小国，不把小国当成实施权力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同时，大国要舍得施与，懂得用物质实利来与小国交换。古人所谓‘怀柔远人’，就是这个意思。大国得到尊荣并不是靠压服小国，靠军事的震慑，而是靠散财，博施广散。这是大国的德行，它体现大国对周边世界的尊重，也体现它对周边世界的责任。这种朝贡盟约体系并不仅仅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实力与虚名的交换。它背后渗透着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信念：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行王道而非行霸道。这种做法颇受人嘲笑，以为不懂得利益计算，其实这是古人胜过今人之处。古人懂得大国的安全只能通过施与财货之利，购买得来；而不能通过震慑、支配他国得来。通过支配，用强权手段得来的安全只是暂时的，它不可能稳固。古人懂得，大国对安全的需求比小国对安全的需求迫切，就是说，安全在小国的眼里不如在大国眼里价值高；而小国对财富的需求比大国对财富的需求迫切，财富在大国眼里不如在小国眼里值钱。大国散财而购得安全，小国舍虚荣而得实利。这实在是两造双赢的恰当好交易。何乐不为？今人自以为高明，就不懂如此计算了。罗马帝国的世界秩序理念就绝对不是这样考虑问题，它只依凭武力建立强权的秩序。小国如果不服，它就打到你服。罗马秩序观考虑国与国的关系，虽然简洁、可行，是纯粹的霸道，但若与朝贡秩序的理念相比，则失之浅薄与不智，朝贡秩序的理念是王道的理念。”

　　诸子说，“东方兄今日大发思古之幽情，实在有趣。小弟承认你描绘的大一统王朝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几分真实，但是这个世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不正是说明它的不适合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吗？”

　　东方说，“这就是小弟与你的不同。小弟觉得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它们继承了罗马的国家秩序理念，以己国的国民利益为唯一的最高利益。这在罗马时代，人烟稀少，草木繁茂，未开垦的地方还很多，弱小者面对强权的征服与支配，若不顺从，还有一条逃生的路。如今大地茫茫，皆是众国，霸权强国如美国，挟持超级科技和军事力量，在有限的地球追逐一国的私利，弱小者在强权秩序之下，动弹不得，想逃都无处逃身，被支配的命运注定永无翻身之日。这种局面一定迫使弱小者作困兽之斗。世界正面临一个鱼死网破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如何带来的？归根到底，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给原发的现代化国家，即今天的富国俱乐部国家的国民带来数之不尽的福利，包括尊严、荣耀与财富。可是放在全球的角度，这个近五百年才出现的世界秩序，不公正之极、可耻之极。西方学者也看到这个世界秩序的危机，但他们却要为这个世界秩序辩护，发明了‘求生船理论’。这理论的大意说世界如同救生船，装载的人有限；如今的世界是有人在船上，有人在水里。要问怎么办？办法是没有的，惟有落水的人自求多福，船上的人珍惜幸运。救生船的比喻非常恰当地描绘了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的处境。不过小弟相信，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船上的人会珍惜幸运，而落水的人决不会自求多福。他们只会选择同归于尽，想方设法在淹死之前凿沉救生船，恐怖主义的兴起不正是明示了世界面临的阴暗前景吗？奉信罗马式的国家秩序理念的人犹不反省，只会站在船头，手拿长竹竿，向争先恐后，不甘心淹死命运而游过来的绝望的人们，挥动竹竿，拍打下去，不让靠近，更不让上船。这种做法激起的怨恨，恐怕有一天会令这只在怒涛中漂浮的船沉没。

　　小弟相信古代东亚的朝贡秩序理念是这个局面的一付解毒剂，在东亚地缘历史文化中演化出来的历史经验与知识有益于开解鱼死网破的困局。东亚的历史世界虽然不复存在，但它的遗产不会全都随风飘去，它只等待有心人发掘，只等待人们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造成的灾难中觉醒，它的价值才显现出来。小弟今日并不是纯粹发思古之幽情，如同往时文人风雅一般。小弟追慕古人乃是思对当今有所匡正呀！”

　　诸子说，“我今日却是要和老兄唱一唱反调了。老兄的议论只注意到抽象地理解朝贡秩序理念的意义，而忽视了它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产生的问题。刚才博士兄议论的东亚秩序的幼稚性，其实正是朝贡秩序被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瓦解后留下的后遗症。在古代中国作为朝贡秩序的主导国家，四方夷蛮之国都来朝贡，享受到了千荣万誉。那景况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样，荣耀之极，让人羡慕。可是四方夷蛮之国内心不服，并不甘心做你华夏上国的陪衬，只是碍于地缘和力量，才不得已出让自己的尊严，归顺和宾服在中华帝王的权威之下。虽然皇帝的赏赐无数，四方夷蛮之国获得了实际利益，可是尊严是无价的东西，尊严是不可让度的。归顺的外表之下埋藏着一颗叛逆的心，在中华强盛，朝贡有利可图的时候，四方夷蛮就打着朝贡的旗号，上表称臣，进贡方物贺礼；一旦中原有事，夷蛮之国就纷纷扯旗自立，或者干脆进兵中原，从中渔利。当然，中华地大，朝贡秩序的局面毕竟还是能够维持的，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原理与朝贡秩序的原理极其不同，前者以国民利益为立国宗旨，祭起尊重主权、大小一律平等的法器，大大地唤醒了原来大一统王朝周边夷蛮之国的自尊意识。在列强撑腰或自立为王的潮流下，藩属之国纷纷反叛宗主国，大有千年冤屈，一朝得直的痛快；其扬眉吐气的傲骨不说了，至今仍以中国为唐僧肉，不吃一口都不解恨。东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幼稚正是由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在朝贡秩序下遭受千年创伤而造成了神经高度敏感，得了这种国家关系意义的过敏症。中国不在其中，近代只遭受列强欺负，所以只对来自西方的刺激较为敏感，而迟钝的神经并未感觉到四周小国犹视自己为列强，一有风吹草动，小国立即咆哮不已。吾人身在这处境，真是深感悲哀。百年以来，中国不但吃列强的死猫，更成了四周小国的苦主，甚至成为四周小国的欺凌对象。这其中的甘苦，国人现在也是渐有体会，而当中的因果缘由，却未必知晓。

　　陀思妥也夫斯基说过，大国的人民总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全人类团结的必要，它越意识到全人类团结的必要，就越陷入不幸的命运。朝贡秩序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陀氏的说法。朝贡的理念其中未必没有善意，未必没有政治伦理的德性，可是这个善意和德性往往是主导国的一相情愿，对方并不领情，得了物质实利之余，还以你为愚蠢。这套高明之道实行起来，正应了民间的讲法：好心没好报，好柴烧烂灶。”

　　博士听了诸子一番话，立刻表示有话要说。三人举杯之后，他开腔道，“东亚国家古代的朝贡秩序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一国独大而众国跟从，二千多年始终改变不了这局面。东方兄适才议论到朝贡的秩序的现代意义，我认为是取决于今后全球的局面是一国主导还是有众国争锋。如果是众国争锋的局面，朝贡的理念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人类是走向大团结，四海一家，全球政府，这朝贡的理念或许有积极意义。看现实，恐怕是众国争锋迫在眉睫，而四海一家则遥不可及。东方兄的议论浪漫而理想，而诸子兄的议论沉痛而现实，可谓各不相能而各显其胜吧！”

　　诸子似乎未有注意到博士的点评，继续说道：“近代国与国的关系，多是从军事征战和海外贸易中发展出来的。打起仗来互为敌国，可是战火一熄，双方又要互通有无，生意还是要做。因为贸易是更为基本，更为日常的一种生活。有了贸易这种频繁的交往，产生互派代表，各自照料自己国民和解决纠纷的需要。这种交往对两国而言是双向的。朝贡关系则不是这样，朝贡关系中虽然有极强的贸易成分，但它一面是宗主与臣属关系掩盖下的贸易往来，即政治制约下的贸易关系，另一面是单向的贸易关系，基本上有来无往，或有来少往。朝廷只需要内需性的内部贸易，就可以解决物品的地区需求问题，除了皇室、贵族需要的少数奢侈品，中国无赖于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亦能维持民生的需要。因此，朝廷总是倾向于拿单向的贸易来做饵，引钓四方夷蛮之国来依附，取得它们的政治从属和安全承诺。夷蛮之国技术落后，物产不丰，急需中土的物品。在这种政治从属掩盖下贸易关系中，朝廷的议价能力总是大大高于夷蛮之国：它们没有不来的可能，朝廷却无必往的理由。例如，周边游牧部落与国家，若是不能取得中土的茶叶、棉和丝制品、铁器制品，生活就很难进行下去，而中土却无赖于他们的畜牧。从历史上看，朝贡秩序的演进，与这种国与国非双向的贸易关系存在有极大的关联。这种本土经验支持了朝贡秩序的理念。因此，朝贡的理念运用在与大陆诸夷蛮国的相互关系之时，就非常奏效。然而，朝贡的理念运用在与海洋诸国的关系时，就非常可笑而且不切实际。朝贡秩序的理念在大陆时代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海洋时代，在人类的技术逐渐克服了远洋航行的障碍，开始了远洋交往的时代，就非常失败。朝贡理念的成败的转换分界，也就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中国国运转向衰颓，史家多以为是内政失误有以致之，其实内政的失败乃是导因于对朝贡理念的执迷不悟。吾人相信，朝廷若在海洋贸易时代刚来临的时候，立刻就能意识到应当奉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理念，放弃朝贡的理念，中国必不会遭受近代的被列强欺凌的惨祸。吾人真是应当长久反省思索其中的原委。

　　远洋贸易原本是人民自发的牟利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的力量是后来才介入进来的。但是在朝贡理念下，人民的日常牟利贸易一直就受到朝廷的过度规管，不能自然生长，民间的力量受到官府过度规管而不能茁壮成长。一种适应于单向的贸易习惯，无法在短期内适应双向的贸易习惯。这或许可以说朝贡秩序的理念在明朝中期以来失败的原因。例如中日两国，本来是开展远洋贸易最佳的两国。地缘的分隔适中，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的理由。历史上，只有元蒙时代两次尝试征服日本，但都以失败告终。日本有进行海洋贸易的动力，但是中国朝廷却没有。因为朝廷要将纯粹的贸易与朝贡扯上关系，不但给予日方的贸易商人，而且给予自己的人民多方限制。终于在明中期酿成扰攘多时的倭寇侵扰。倭寇侵扰靠武力平息下去了，但却错过了让海洋贸易自然生长，积累贸易经验、资本、技术的时机。明中叶的倭寇事件远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百年耻辱。”

　　博士说，“老兄提到日本，我却有一个疑问。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如寇如仇，积怨之深，匪夷所思，前因后果是什么？”

　　诸子说，“观察日中两国的恩怨，是说明你刚才说的东亚秩序的幼稚性论点的最好材料。这两个国家的处境，真是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互为宿敌的命运死结，何时才能解开呢？日中两国的积怨小弟以为应当放在宏观的背景来观察。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世界，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到东亚世界之前，日本本来是被纳入朝贡秩序之中的，不管日本的君王承认不承认，大一统朝廷总是将日本视作周边夷蛮之一。远在六、七世纪两国在文化上的单向交往就十分密切，可见日本国家的上层对中国大一统朝廷的朝贡秩序是非常熟悉的。我有理由相信，这两千年的朝贡理念规范下的东亚秩序，给日本造成非常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它羡慕朝贡宗主国的虚荣与尊崇，向往‘万方来仪’独尊荣耀，那种民族心理就像当年刘邦看见秦始皇的出巡车马，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肺腑感叹。朝贡秩序注重烦琐礼仪，充斥虚文伪饰，烘托宗主显赫的威势，这一切的初衷是炫耀自我中心，其实是给了有心人一个效法的榜样。仅仅从民族的野心去解释是不够的，必须注意到朝贡秩序本身的副作用，才能看到一种历史经验如何在日本民族中酝酿发育。如果说朝贡秩序是有毒的，那日本民族就是中毒最深的。”

　　博士反驳说，“朝贡秩序的创出，始作俑者当然是做盟主的大一统朝廷。如果有毒，当然就是它自己中毒最深，老兄为什么说日本中毒最深？”

　　诸子说，“中土的大一统朝廷也追求独尊的荣耀，但是它有本钱追求这种荣耀，亦甘愿为了这种独尊的荣耀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则只知羡慕，它在历史上从未达到独尊的境界，亦未真实体会到此种境界的悲欢。如同做赔本买卖，一个赔得起，一个赔不起。如果赔了本，赔得起的，可能无所谓；赔不起的，那就很容易走上抢劫和盗窃的路上去。中国是东亚大国，它赔得起，而日本则相对较小，属于赔不起的一类。同是一件事，谁蒙受的毒害深呢？”

　　博士又说，“与大一统朝廷有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有数十个，为什么老兄单单提起日本追求‘四夷来朝’的荣耀，难道别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况吗？”

　　诸子说，“这要看国家的地缘和力量的因素。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与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地缘的竞争关系，它们或者内心并不臣服，可是从无取而代之的念头，这与日本非常不同。日本是海岛国家，民族单一，虽然受中土熏习，但文化自成一体。由于它的地缘分隔和国力，欧洲人来到之前的东亚国家中，只有日本敢于向朝贡秩序挑战，不承认中土王朝的宗主国地位；只有它顽强地追求国家尊严和贸易的平等地位。远在六、七世纪之交，倭日谴使来朝的国书就自称‘日出处天子’，称隋帝为‘日落处天子’。不臣之心十分明显，据说皇帝看了很不高兴。即使不高兴，朝廷亦奈何它不得。海途艰险，无从征伐。日中两国的地缘竞争关系就是被这种历史情景和经验所培养。近代以来，一方面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取代了东亚区域的朝贡秩序下国家关系，朝贡秩序迅速瓦解，藩属之国纷纷自立，中国的国势，一落千丈；另一方面日本效法西方，国力远超中国。这时，朝贡宗主国的迷梦在日本民族迅速发酵，从前只是‘日出处天子’，如今则有望兼做‘日落处天子’了。由十七世纪丰臣秀吉征韩开始，这个迷梦就进入付诸实施的程序。当然，由日本带动的近代东亚秩序的重组不可能导致真正意义的朝贡秩序的重临，它只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旗号。东亚如同一个剧场，从前日本只是一个跃跃欲试的观众，舞台万千观众目光的聚焦唤起了它的表演冲动和欲望，但是老戏子占据了舞台，这个不安分的想做新戏子的观众没有机会。如今老戏子不行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观众就一个箭步窜上舞台，取代了老戏子的位置。至于它表演的新戏，当然不可能和老戏一样。这个新戏子除了年轻力壮，连表演的行头都没有，因为它从来没有入过行，没有受过演艺训练，它只好从老戏子身上剥下行头，手舞足蹈地演起来。诸位都知道一个词，叫做‘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可不就是朝贡东亚的翻版吗？这套戏服不是从中国剥下来，是从哪里找来的？当然这是一个拙劣的翻版，又是可耻的行为。以朝贡之名，自封盟主，行强权之实，侵夺和奴役东亚国家。这就是近代日本崛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所做的事情。

　　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敌意，二战是一个了结。而东亚国家之间敌意并不随二战结束而了结。这证明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强国抢先瓜分殖民地，奉行帝国主义扩张策略，因而引发了世界大战的史家解释，就东亚而言，只说对了一半。日本在近代的扩张，并非完全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局面，纯粹以经济为理由，至少是没有即时的出兵扩张的需要。照小弟的说法，更基本的是东亚朝贡秩序的后遗症。东亚盟主之梦，日本做之已久。由于效法西方，殖产兴业，力量突然强大起来，于是就付诸实施。‘进出’中国和‘进出’东南亚，明治以来就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正因为是这样一些长久的历史因素，日本的东亚盟主梦想是不会随二战过去而猛醒的。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场，这个理所当然的梦想是被西方帝国主义阻碍了，而并不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他们自己以为，如果不是西方白种人的介入，继承中国大一统王朝而做东亚朝贡秩序的宗主国，必是日本无疑。眼看到手的荣耀被半路杀出来的白种人阻梗了，如何能够甘心！虽受挫败，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别人认为日本二战是战败了，它只说‘终战’。换言之，战争只是结束了，并无战败这一问题。因为老盟主已经衰落，日本不过出来重整山河，如同逐鹿中原一样，凡是英雄都会做的事情，有何不妥？受害的东亚国家，希望日本政界深切反省，不要再做刺激受害国的事情，但是右翼日本的逻辑是并无反省这一问题，它觉得它自己已经够冤屈了，辛苦奋斗得来的果实突然被美国强盗抢走，身为苦主，还需要反省什么？这就是日本‘被迫害者的权利’和‘被迫害者的正义’。它以为它只是在伸张自己应有的权利。苦主只需要申冤，要苦主反省，就是对苦主的迫害。这种逻辑，至少是日本右翼对东亚国家期望的回应。战后已经半个多世纪，一个古老的迷梦对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如此不忍拒绝的吸引力，真是令吾辈深感纳闷。然而当你理解了盟主的荣耀，理解了朝贡秩序对周缘国家那种精神压力，一切又是合乎情理的。”

　　博士说，“照老兄的讲法，日本究竟有无做东亚盟主的潜质呢？”

　　诸子说，“潜质这东西涉及未来，未来有所不知。如以历史为鉴，当然是没有潜质。正如东方兄所说，做朝贡盟主，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免不了为自己谋取利益，但至少要有担当精神。都说‘怀柔远人’，怀柔是要给出东西的。你要怀柔一条狗，至少要丢一根骨头吧，光是说好听的词句是不行的。日本便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它光看着朝贡宗主的荣耀风光，羡慕、迷恋，有雄心要取老盟主而代之，可是历史并没有机会给它学习如何做盟主，它没有亲身体验，便不知道其中‘大有大的难处’。用现代的术语说，日本缺乏大陆经验。这是它与同属岛国的英国不同的地方，英国毕竟老牌帝国，长久的征服训练了它对殖民地的责任感。日本还没有来得及学习这一切，黄粱之梦就被喝醒了。从近代的经验看，只要它登上大陆，基本上都是一个祸害者的角色。在东亚国家的记忆里，近代日本的征服，除了痛苦还数不出第二样东西。一个缺乏大陆经验的国家很难让东亚国家相信它的所作所为有替他国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这样，现代的东亚秩序因日本的情形包含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它要在东亚有所作为，它也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个有所作为与那个古老的迷梦隐隐约约好像还有联系，至少其中的因果说不明道不白；另一方面它缺乏大陆经验为它的有所作为承担必要的准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若要有所作为，东亚国家担心它再次成为东亚大陆祸害者的忧虑，就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历史的渊源，日本和中国既是近邻又是夙敌的基本关系难以期望马上可以获得化解。特别是近年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军事现代化迅速，尽管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仅够自保，但是这很容易被理解成朝贡宗主国的复活，那个朝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日本的头上。说是酸葡萄也好，说是反抗强权也好，那根在‘天朝’的阴影下生长出来的神经，一定也要再次绷紧的。如何面对一个正在再次强大起来的中国？顺应之？反逆之？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必须应对的难题。即使日本政界能够转弯子，放下百年以来自恃的‘优等生’身段，恐怕也要相当时日，我辈恐怕求之无期。在如此局面下，可以预料，不冷不热，既交往，又冷漠；生意照样做，朋友不用谈。将是日本和中国关系的基本面貌。鉴于日中两国既是近邻又是夙敌的关系，中国应当与日本大谈生意经，而大念政治紧箍咒。这是一种软性的惩罚策略，直到它的人民选出来的政府表现出谢罪的悔意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受害国，都不可放弃这种软性的惩罚策略。”

　　博士说，“老兄议论了多半天朝贡秩序的后遗症，惟独没有将中国包括进去，焉知这后遗症不应在自己头上？”

　　诸子说，“事情还真是奇怪，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衰落，如今正在逐渐强大，不过强大归强大，从前龙头大哥的气派却一去不返了。尽管中国的崛起给周边国家造成压力，担心老盟主会再来欺压它们，不过有一个事实应该注意到，这就是中国在逐渐强大的大国中，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在东亚诸国中并不算最强烈的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内多于对外。当然这现象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因为中国还不足够强大，两岸还有牵制；故此民族主义作为内政改进的推动力远远要大于民族主义作为对外的抵抗力。第二，中国真正脱胎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它已经忘记了曾经有过的荣耀，并且不需要附庸来增饰自己。我不知道这两个解释中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如果是前者，那或许某一天中国还会穿上老盟主的旧服。”

　　东方剑客一直沉默，等诸子讲完，他拿着酒杯说，“两位仁兄一唱一和，非议朝贡秩序及其理念。恕我直言，你们的议论只顾一时一地的片面事实，却欠缺理想的光芒，欠缺对经验世界的热情。对事实世界没有一种伦理的关怀，没有信念的激情，得到的永远都是一孔之见。正是这个意义上，小弟坚持己见，深信朝贡理念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不但对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有益，对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亦是一个政治伦理的贡献。诸位睁开眼睛看一看弱肉强食国际社会，重温中国古人的智慧，当有教益。《荀子》说得很清楚：‘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如今的头号强国美国，有信无义，有霸无王。对弱小者、不服者只有荀子说的‘暴察之威’和‘狂妄之威’，而没有‘道德之威’。中国传统的王道理念和朝贡秩序，也许陈义太高，难以实行，但这些政治伦理信念，即使在东亚历史上也不全是虚文伪饰和士大夫的高调，它们也是政治实践，尤其在今天这些思想更是如今强权世界的荒漠甘泉。世人如诸君未有认识到它的价值，不是它的不幸，而是世人有眼无珠。朝贡理念虽然形式上有悖于国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信条，但实质上却真正照顾到小国的处境。反观如今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形式上大小平等，在联合国一体挂旗，实质却大欺小，强凌弱。世人没有意识到平等的信条只是好听的词句，它只对富国有利，对穷国小国却毫无作用。恐怕一定要等到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恶贯满盈，发生灾难的大爆发，世人才会觉醒。真是时运不同，曲高和寡！”

　　东方剑客说完，正想自饮，博士说道：“东方兄且慢，有酒一起饮！”

　　说罢，三人同饮，一干而尽。

　　这时，诸子已饮得面红耳赤，忽然说，“小弟忽发奇想：吾辈就国家及其世界秩序议论了多时，是否可以展望，将来的世界究竟会不会有世界政府这样的事物？”

　　博士说，“国家之为事物其实是受外部因素的促使多于受内部因素的促使而演变的。比如，两个部落冲突，在缺乏地缘因素让双方对峙永久化的前提下，不论一个把另一个征服了，或者两造和解，都造成了合并和融合的结果。人类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就是这样透过外部冲突由部落而部落联盟，在由部落联盟而国家。外部冲突始终是推动国家规模向更大的方向演变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本身的演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春秋时代犹有数百诸侯国，战国时代剩下七雄；七雄混战数百年，至秦汉大一统而定于一尊。秦朝的国土，止于三十六郡之地；由于周边游牧民族，不断招惹中原农耕的汉人，冲突推动国家向更大规模扩展，因为不得不把它们包纳进来才能最终化解宿怨。分分合合，二千多年，至今的国土比秦三十六郡，扩展或近一倍。美国如果不因独立问题悍然与宗主国英国开战，它至今依然还是‘众国’，或者还未有‘合’起来。‘合众国’最直接的推动力，就是独立战争，与英国冲突，推动不同移民背景而各自为政的诸国联合起来。”

　　诸子说，“可是，人的野心很大，征服的欲望没有止境。位居上层的统治者一定利用权力作无限的征服，国家的规模岂不是在历史演变中一直向更大的方向才对。可是，这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实。”

　　博士说，“部族、国家间的冲突和征服导致国家规模更大，这是一方面；而地缘阻隔、宗教、语言、风俗，甚至经济水平的差异，却提供了国家演变过程中导致大规模化的阻力。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抵消一样，推动力和阻力也有一样僵持的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就是一国的国界了。至于统治集团的征服野心，恐怕在独裁或寡头政治的情况下，它才能起作用，而在民主政治的情况下，选民的投票是比较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征服欲望这头怪兽了。所以看目前的情形，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相互吞并而推动力国家向更大规模演化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缺乏外部因素的作用，世界政府恐怕是不会有的了。”

　　诸子问道：“经济全球化会不会造成四海一家的政治后果呢？”

　　博士说，“小弟的看法和乐观人士的展望相反，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政治后果只能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严密。经济全球化毫无例外是一种牟利活动，从海外冒险到如今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都是属于经济全球化范围内的事情。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设厂生产、经营生意，当然会带动所在国经济繁荣，但这个前提是它要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跨国公司的活动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纯粹是‘学雷锋’，那就不会有所谓的全球化了。所以从财富的分布来说，经济全球化并不改变富国穷国的基本现实；它改变或许是个别情形，但是水涨船高，贫富国家的绝对界限不是继续存在就是不断扩大。而民族-国家就是这条贫富界线的守护人，它的工作怎么能不越来越繁忙呢？如果没有民族-国家的守护，富国是什么？撤掉边界的关卡，富国可以在一夜之间瓦解。这是富裕国家的人民乐意见到的事情吗？比较一下一百多年来跨国逃亡、移民、迁居的批准、审查和限制措施的变化，就会知道一道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自由迁徙的限制高墙，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悄悄地树立起来。事实上，从更深远的根源探讨，并不单是反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结束了海外列强国家的海外扩张殖民的浪潮，而且还有列强国家逐渐从这种扩张形式中认识到扩张殖民最终会令其背上沉重的人口包袱，削弱他们母国的福利。于是，就有了‘光荣撤退’。全球化的经济后果或有所争议，而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它导致国家之间壁垒的深化，已经是一个持续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全球政府又如何能够展望呢？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政治后果事实上不是离人类四海一家的理想靠近了，非常不幸，是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了。富裕的列强如果说在扩张时代像猫科动物在进化中采取攻击性策略的话，如今就更像龟类动物，靠厚而坚硬的外壳将宝贵的肉身包裹起来，严防外界的入侵。富裕国家现在不但不需要殖民，而且急需限制移民，阻止难民涌入。它们一方面严守国家边界的壁垒，保护数百年现代化取得的果实，另一方面依赖财富和技术积累而造就的不可抗拒的议价能力，吸纳贫穷国家的自然资源。可以想见，贫穷国家只有继续挣扎在生死的边缘。”

　　诸子说，“老兄好像又在悲天悯人了，其实应该警惕同情心对智慧的遮蔽。人类生存于浩茫的太空之中，落脚在太阳系中的这个星球，既有的智慧已经足够提醒他们自己：人类没有一定要过美好生活的理由，也没有一定要过悲惨生活的理由。我们眼中看见的所谓美好生活或悲惨生活，都是各自生活进程的结果，也就是他们各自为生存而奋斗的结果。如果需要改变或能够改变，它们早已改变了。同情心暗含的前提是生活有无数的理由美好起来，只是人们不愿意付出而已。然而，翻遍历史，吾辈没有看到任何事实的根据。悲惨的生活或许在伦理上有改变的需要，但是在事实上它是永远存在的。吾辈以为，接受良知的启示是需要勇气的，但同样需要勇气的是接受透过事实呈现的残酷的真相。”

　　东方剑客打破沉默，提高了声调说，“我知道有一件事可以使人类马上摈除种族、宗教、国家的偏见，立刻打破国家壁垒的藩篱，实现四海一家的伟大理想。”

　　诸子和博士惊讶问道：“什么事情？”

　　东方剑客说，“外星人入侵地球！人类因共同的敌人而彼此相互依靠。”

　　博士说，“如果外星人登陆地球，那就变成莎士比亚难题了。”

　　诸子说，“什么莎士比亚难题？”

　　博士说，“生存还是死亡。”

　　说罢，三人大笑不已，同时举杯，一饮而尽。散去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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