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我拿80万 葛剑雄：我不接受舆论暴力
作者:佚名
来源:新民周刊
日期：2008-4-10 2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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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拟建造价超过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相关专题：争议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
葛剑雄说，“一个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即使历史证明这是做错的，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项目肯定有人要做，肯定是个大工程，与其把它做得更玄、更坏，不如我提个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使它建得较理性、节约，也比较能发挥作用。 ”
山东济宁拟建造价超过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各界激辩。据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初步规划汇总方案》，中华文化城的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以九龙山为核心，辐射300 平方公里，连接相隔20公里的邹城城区与曲阜城区。
仅一周，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副组长安家瑶为首的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合签署的提案，反对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反对者认为，项目耗资巨大，有文化造假之嫌；而济宁方面称，中华文化标志城此前得到了69名院士签名支持，“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济宁市长张振川对媒体表态强硬。
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故而被推至风口浪尖。
2008年3月17日下午，从北京参加完“两会”归来的葛剑雄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近两小时专访。当天葛剑雄穿着一件很随意的驼色毛衣，神情有些疲惫，他的言谈急且快，语速几乎是平日的好几倍。采访期间电话不断，显然他的行程安排紧凑，他也严格恪守采访时间。
“你做了规划交给人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采纳不采纳、怎么用，是人家的事！”在他那间可以俯瞰复旦校园的办公室，讲到激动处，63岁的葛剑雄不断用手指重重敲击桌面。“前提”、“中央政府授权”等词，被提及的频率很高。针对外界种种质疑与非议，葛剑雄用他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飞快回击，针锋相对。
“光是钱，我才不干！”
记者：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山东济宁方面是如何找你协商该项目的？
葛剑雄：复旦大学这几个字不能漏。大概两年前，山东找到我们学校规划设计院，学校很重视，成立这个规划组，让我参加。复旦党委副书记燕爽牵头，副校长蔡达峰(组织领导)，统稿的是(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张晖明教授。
记者：你不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名字很空，听上去夸张？
葛剑雄：这个任务是学校来找我的，我作为学校的员工，这个重大项目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要做的事，当然我要做。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觉得矛盾较大，几乎难以完成。第一，到底中华文化标志城怎么建、有什么要求？对方提供不出具体内容；从规划讲，“标志”跟“城”两者矛盾，标志是浓缩、象征性的，城是具体的。第二个矛盾，中华文化是什么？我认为目前很难找共同性，要尽可能多地包含各民族文化元素。再一个，既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为什么建在济宁？不能否认济宁主要在儒家文化上有优势，但中国不是一个普遍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国家，文化差异很大，不可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地方。
经过这番考虑，我最后选定的方案是建一个“文化副都”。中国这么大，各地很难有代表性，包括济宁在内。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我们的首都北京，首都北京的代表性是《宪法》规定的。我们从古今中外找例子，可以经中央政府授权、把首都一部分功能移到首都以外去，我提出能不能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当成“文化副都”来建设，由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我认为好处很多：第一，因为它有中央政府授权，它的权威性、唯一性可得到各地认同；第二，不会出现恶性竞争、造成浪费；第三，可以减轻首都压力，把它建到那里比较节约，济宁地价不会比北京贵。
记者：你认为，如果建了一个“文化副都”，文化功能就能转移过去吗？
葛剑雄：文化功能转移相当多的是人工因素，比如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首都的转移都有人为成分，北京不是人工造的？明朝初年时首都还是南京，到明成祖朱棣时就建到北京去了，这个选择有综合需要，但有很多人为因素。关键现在前提是，不把首都功能搬过去，得不到大家承认。
记者：你接到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时，头疼吗？
葛剑雄：没理出这个思路来以前，当然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出有更好方案，我对我的方案还是支持的，我也想不出第二方案。
记者：接这个项目，你有些无奈吗？
葛剑雄：我不是主动接的，我事情太多；但既然接了，我要承担我的责任，尽力把它做好。扮演一个在局外的批评者最容易，可惜我没这个本领，譬如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我接受这个任务，我要尽我的力完成。已经做了，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么躲起来，所有媒体我都负责接待，只要有时间。今天我不是因为反对人多，推卸我的责任。到现在我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的方案最合理；对我的方案，我负全部责任。
记者：承接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你最感困难的地方在哪？
葛剑雄：我到现在也不认为我这个是最完善的，但我也坦率地说，我到现在没看出有更好的方案。我只对我的方案负责。
因为找不到更好办法，但规划一定要做。人们对一个方案的选择，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不等于真能做到。只能比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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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说，“一个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即使历史证明这是做错的，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项目肯定有人要做，肯定是个大工程，与其把它做得更玄、更坏，不如我提个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使它建得较理性、节约，也比较能发挥作用。 ”
山东济宁拟建造价超过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各界激辩。据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初步规划汇总方案》，中华文化城的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以九龙山为核心，辐射300 平方公里，连接相隔20公里的邹城城区与曲阜城区。
仅一周，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副组长安家瑶为首的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合签署的提案，反对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反对者认为，项目耗资巨大，有文化造假之嫌；而济宁方面称，中华文化标志城此前得到了69名院士签名支持，“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济宁市长张振川对媒体表态强硬。
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故而被推至风口浪尖。
2008年3月17日下午，从北京参加完“两会”归来的葛剑雄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近两小时专访。当天葛剑雄穿着一件很随意的驼色毛衣，神情有些疲惫，他的言谈急且快，语速几乎是平日的好几倍。采访期间电话不断，显然他的行程安排紧凑，他也严格恪守采访时间。
“你做了规划交给人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采纳不采纳、怎么用，是人家的事！”在他那间可以俯瞰复旦校园的办公室，讲到激动处，63岁的葛剑雄不断用手指重重敲击桌面。“前提”、“中央政府授权”等词，被提及的频率很高。针对外界种种质疑与非议，葛剑雄用他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飞快回击，针锋相对。
“光是钱，我才不干！”
记者：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山东济宁方面是如何找你协商该项目的？
葛剑雄：复旦大学这几个字不能漏。大概两年前，山东找到我们学校规划设计院，学校很重视，成立这个规划组，让我参加。复旦党委副书记燕爽牵头，副校长蔡达峰(组织领导)，统稿的是(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张晖明教授。
记者：你不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名字很空，听上去夸张？
葛剑雄：这个任务是学校来找我的，我作为学校的员工，这个重大项目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要做的事，当然我要做。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觉得矛盾较大，几乎难以完成。第一，到底中华文化标志城怎么建、有什么要求？对方提供不出具体内容；从规划讲，“标志”跟“城”两者矛盾，标志是浓缩、象征性的，城是具体的。第二个矛盾，中华文化是什么？我认为目前很难找共同性，要尽可能多地包含各民族文化元素。再一个，既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为什么建在济宁？不能否认济宁主要在儒家文化上有优势，但中国不是一个普遍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国家，文化差异很大，不可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地方。
经过这番考虑，我最后选定的方案是建一个“文化副都”。中国这么大，各地很难有代表性，包括济宁在内。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我们的首都北京，首都北京的代表性是《宪法》规定的。我们从古今中外找例子，可以经中央政府授权、把首都一部分功能移到首都以外去，我提出能不能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当成“文化副都”来建设，由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我认为好处很多：第一，因为它有中央政府授权，它的权威性、唯一性可得到各地认同；第二，不会出现恶性竞争、造成浪费；第三，可以减轻首都压力，把它建到那里比较节约，济宁地价不会比北京贵。
记者：你认为，如果建了一个“文化副都”，文化功能就能转移过去吗？
葛剑雄：文化功能转移相当多的是人工因素，比如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首都的转移都有人为成分，北京不是人工造的？明朝初年时首都还是南京，到明成祖朱棣时就建到北京去了，这个选择有综合需要，但有很多人为因素。关键现在前提是，不把首都功能搬过去，得不到大家承认。
记者：你接到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时，头疼吗？
葛剑雄：没理出这个思路来以前，当然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出有更好方案，我对我的方案还是支持的，我也想不出第二方案。
记者：接这个项目，你有些无奈吗？
葛剑雄：我不是主动接的，我事情太多；但既然接了，我要承担我的责任，尽力把它做好。扮演一个在局外的批评者最容易，可惜我没这个本领，譬如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我接受这个任务，我要尽我的力完成。已经做了，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么躲起来，所有媒体我都负责接待，只要有时间。今天我不是因为反对人多，推卸我的责任。到现在我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的方案最合理；对我的方案，我负全部责任。
记者：承接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你最感困难的地方在哪？
葛剑雄：我到现在也不认为我这个是最完善的，但我也坦率地说，我到现在没看出有更好的方案。我只对我的方案负责。
因为找不到更好办法，但规划一定要做。人们对一个方案的选择，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不等于真能做到。只能比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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