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者的言说：话语征候学的临床诊断

[哲学门-www.philosophydoor.com-文章ID:8467] 一、

　　这束光倾斜着它的底座

　　静立在我的视网膜上

　　——曼德里斯塔姆《忧伤》

　　无论生前身后，鲁迅本人都很处于一种极其奇特的声誉中：他未曾写过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而他的思想也未曾拥有一个逻辑严密，构架清晰的理论体系来加以明确，但他却以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强度被冠上"伟大思想家"的称号；北平时期他在叙事和抒情领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远远高于上海时期的“杂文时代”，而最为后世所追捧的恰恰是他的杂文。鲁迅的思想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他的艺术，继而是他本人压倒了这些文本 ，文本承受着其巨人般的光辉形象，倾斜着它的底座；作为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启蒙一代的佼佼者，鲁迅一生都自我实践他所信奉的强力意志，用批判理性来剖析国民性。但他阴冷犀利的批判美学在后半个世纪引发了无数毁誉参半的争执，几乎所有重量级的文化精英都参与了论辩。最后，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醒目的名字：毛泽东。独裁元首和思想斗士，伟大领袖和精神宗师，在摒弃时空限制的交叉同时，完成了对个体—国家现代权力意识殊途同归的建构，他们都深谙并分享了共产主义与权力意志最为隐秘的精神共谋。鲁迅晚年的种种偏执狂症状以及加入左联之举动，成为文革之后反鲁者们对其一生最大的诟病。

　　回避，或者剥离，这正是当代鲁学家们为了维护道德纯洁性而对其进行的肿瘤切除术，他们宣称，纵使是鲁迅晚年的种种褊狭之举，也丝毫不影响其伟大。遗憾的是，他们的医术实在庸常，肿瘤的扩散性、再生性和粘连性为他们始料不及。作为启蒙精神之核心的独立批判和怀疑，曾是捍卫自我理性的利器，可以说，两者互为症候。个体所实践的独立批判越甚，怀疑越深，意味着其自我意识越强烈，而强烈的自我意识必然将不断以批判和怀疑来挣脱束缚，达到“纯粹自由之意志”。近代自我理性极度膨胀所导致的后果，便是直接催生了超人意志这一怪胎。而启蒙运动的另一支潜流工具理性，经过工业革命的发酵，也成为以官僚技术统治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主义精神源头。到了1848年之后的欧洲，启蒙运动所孕育的“两个顽皮小儿”长大成人，终于第一次站到了对立面。

　　奇特的是，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到极致的超人，还是以冷冰冰的独裁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义，都沉浸在一种对绝对权力的渴望中，从而陷入以发疯、施虐和仇恨为基本症状的病态漩涡。对权力的极度追求或以暴力革命形态加以实践，或“热衷于建构权力话语体系”（朱大可语）。尼采，这位被鲁迅视为“精神血缘上的”兄弟和先驱，便以自己的发疯开启了一条漫长的通往“强力”的献祭之路。鲁迅本人也多次宣称自己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而与之相对立的，是笼罩整个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数次可怕劫难的国家主义阴云。

　　“在过去已经变成传统的范畴里，它拥有权威；在权威历史性地展现自己的范围里，它变成传统。”权力并非现代化的附属品，从人类文明开始至今，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只是在现代语境下，它才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并得以凸现。通过“过去”，我们可以谴责巫术时代的血腥祭祀，视之为野蛮，但祭祀仪式对确立以“自然-权力”为基础的国家道德体系掌握了无可辩驳的权威性；我们可以质疑亚伯拉罕献祭年幼儿子的残忍行为，将其当成视人伦道德为无物的禽兽父亲。但最终的权力却在上帝那里，当亚伯拉罕将审判权完全归之于上帝时，也就树立了他弑子行为的合法性，在“上帝-权力”这一模式下，亚伯拉罕无需担心良知作祟，因为上帝将代替他承担道德谴责的风险；而到了宗教时代终结之际，“价值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权力的空置，时代呼吁权力的承担者和执行者。在军阀混战和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二十年代中国，无论政治力量的角逐还是新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于是，我们将看到青年鲁迅如何以其“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与时代逻辑相契合，我们也将看到欧洲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畸儿，在鲁迅这里如何转化为“中国病者”的先声。

　　在权力的反对者身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权力最深刻的影响。鲁迅一生都以“呐喊者”的形象为人熟知，而他本人也正是从这第一声犀利的“启蒙之音”开始了自我权力话语体系的构筑。他举目望去，整个中国世态变形为令人窒息的“铁屋子”，在这个充满末世感的精神监狱里，狂人以“病者”的身份洞悉了民族集体记忆机制的核心。对“病/医”之间权力禁忌的颠覆，无疑成为动摇整个人类社会价值衡量尺度的思想炸弹，在西方语境下，它是现代主义思潮对“理性/非理性”意识模式的反叛起点；而在狂人的眼中，却是对本民族集体记忆机制的彻底破坏和否定：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成为禁锢国民自我意识的密不透风的铁壁，它的厚实、坚硬和无边无际令人望而却步，只有疯子才能穿透这样的密度。铁屋子这一“历史一权力”的末世景象在心理空间感上造成的极度压抑深刻地影响了鲁迅，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决定了鲁迅的反叛方式和程度。狂人以病者的言说确立了鲁迅个人权力话语的最初框架：它以罕见的清晰和犀利一针见血洞穿了历史本质、但在言说方式上却弥漫着噩梦般的呓语。这一话语特征在鲁迅晚年发展到极致，便是犀利转化为攻击，而梦呓变成巫语。 “病”之隐喻承载着狂人广阔无垠的暗夜美学，也暗示了他在自我理性建构层面的空白。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开篇题辞以其高度凝练的话语巫术，道出了个体绝对权力 “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本质。当历史批判演变为纯粹的破坏、复仇和否定之时，它也就走到了理性边际，陷入语词的迷狂。巫语的形成源自自我理性的崩塌，这种崩溃通常呈现出两种言说征候：类似于红巨星般的词语大爆炸，以极快的速度和过稀的密质疯狂旋转，通常表现为患者口吐白沫喋喋不休式的胡言乱语，抑或类似于白矮星般的词语大消亡，存在之内核由于过高的密度导致了言说的不堪重负，语言迅速褪去，而警言、箴言和巫言分别成为三个向内收缩阶段的不同特征。鲁迅作为 “呐喊者”的种种疯狂征候，于狂人这里初现端倪，经过《野草》的自我强化，最终在鲁迅晚年的复仇言说中以令人惊悚的速度大爆发。

　　二、

　　我的愿望之一是那些黑暗之树

　　并不如人们所想是纯粹的忧郁的面具

　　——弗罗斯特《进入》

　　由于鲁迅话语的巫术特征，成为文革之后人们对鲁迅的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根源所在。一方面是鲁学家们依然狂热的造神运动，另一方面是反鲁者们以顽主心态彻底瓦解鲁迅。进入九十年代，对鲁迅的研究视角发生了从外向内的转移，知识界开始从文化哲学或社会政治角度全新塑造鲁迅形象，注重对其心灵和存在意义上的探寻。但无论是大学课堂上的神化，还是民间论坛里的解构，都没有摆脱笼罩在鲁迅身上之“话语-权力”模式的意识形态框架。追捧和棒喝仍在继续，大众的聚焦仍在持续，而这束光过于强烈，灼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陷入阐释的暗夜中，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在黑暗中有另一种声音悄悄响起，犹如动物在地穴里缓慢向前摸索时所持有的那种敏感、谨慎，却又充满自信。这声音源自199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三十岁的张闳刚刚取得硕士学位。“三十而立”，这是个富有宿命意味的数字，在此之前医专宿读和持医八年的寂寞日子里，《野草》一直伴随在他身边，成为其最重要的精神源泉。现在，他感到必须开启一条全新的阐释之路，来终结个人意义上的鲁迅。在那个炽热的下午，张闳开始酝酿、构思。

　　选择《野草》作为这场艰难征途的目标，显示了这位词语医师在文学批评领域出色的专业眼光，凭着长期沉浸其中磨砺出的直觉，他准确无误地判断了肿瘤所在。长期以来，《野草》遭到了正如它名字所预示的那样的命运，在鲁迅所有的著作中，它无疑是备受忽视的灰姑娘。然而恰恰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其变幻无穷的修辞密林和思想的“冷酷仙境”，高度浓缩了鲁迅的个人权力学，这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西比尔书”，鲁迅全部的哲学都从此根处延伸开来。巨人的光芒遮住了它的底座，在此之前，没有人试图从文本层面来还原《野草》作为诗的原貌，也没有人以话语细读方式来进行精神分析。因此，当张闳开始动笔时，“不仅是关于《野草》，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整个诗学研究方面也都十分薄弱，可以说没有任何“范本”可资参考。”在进入它幽长阴暗的隐喻甬道之前，他一次次在迷茫的钟摆运动中调整自己的全身利器。

　　在所有利器中，听觉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是长期生活在地下或密室中的穴居动物所特有的秉性，在使自己的视觉习惯于黑暗的同时，耳朵被赋予决定生存与否的关键地位。多年临床听诊的经历使张闳对声音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格里高尔一样，他蜗居在精神密室里，小心翼翼地聆听来自外界各种声音，分辨它们的细微差别。在他后来众多涉及大众文化批评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个有关声音精神分析的家族谱系：《卡拉OK：空心的音乐》、《声音走私时代：邓丽君的声音粉色革命》、《现代国家的声音神话及其没落》以及《声音的诗学》，而作为始祖排列在首位的，则是这本《黑暗中的声音》。正是在偏僻乡间的那些安静世界里，通过文本的隐秘小径，他听到了这位伟大病者的病态征候。

　　与听觉密切联系的是空间意识的形成。面对《野草》这样一部由修辞、隐喻和歧义组成的词语森林，强烈的空间感显得格外重要，而张闳也正是以声音和空间（第七章）为契点开始深入《野草》。词语森林对于诗人这样的鸟儿来说过于黑暗，但对于拥有出色听觉和嗅觉的批评家，它意味着嬉戏、迷宫和令人兴奋的冒险。张闳手中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就是《野草》的种种怪诞意象，瑟缩的梦，彷徨于无地的影，炎炎死火，荒野上僵死的斗士，这些黑暗之树“一直伸向毁灭的边缘。”〈野草〉以其诡异乖戾，奇谲阴郁的意象，颠覆了几千年以孔/庄、《春秋》/《史记》为核心的汉语正统，在千年的语言废墟上，重新树立了屈原-浪漫主义诗脉，只是在现代语境下它更为晦涩也更加复杂。破译这样一部西比尔书，在进行字面释义的同时也意味着精神解码。《黑暗中的声音》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以词语的并置关系来完成这一双重任务，例如：“墓碣文”或：焦虑的本文”后半段既是对前半段的注解和提示，更是对原题的歧义延伸。

　　阐释的歧义，抑或想象的阐释，构成了张闳式的“解码”核心，也构成了文本解读的秘笈。正是在误读和歧义的地基上，建构起了本书的诗学城堡。而在此之前所有《野草》研究者都力图以现实主义的阐释来解读它。他们不厌其烦地从鲁迅的人生经历，精神状况，思想动态来摘取片段来与文本密码进行一一对照，面对〈野草〉这样极具个人风格的文本，此类努力注定要失败。如果我们怀疑本书的诞生有某种运气的成分，那只能说张闳的天才恰好与进入《野草》诗学经验所召唤的那种天才相偶合，以及他与鲁迅同样曾为医生的身份偶合。“阅读者并非被动的接受客体，阅读者的生存经验及其阐释行为亦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作品的意义建构。”只有双方在找到经验契点发生交流的过程中，歧义才由此而生。这些契点就是充斥着整部《野草》的诡异意象。因此，当张闳以医生特有的细腻在词语的血管中小心探索的同时，他也打开了另一扇歧义的窗口，从此窗望去，我们将看到词语密林中无数交叉的小径：“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弗罗斯特《林中路》）

　　对“窗口”的迷恋正是其空间诗学的枢纽所在。在他早期的《窗的梦幻》一文中，对窗口做了极为出色的精神分析。“窗是观察者的梦幻。倚窗而立的观察者把他的诗意的遐想带给了世界。世界因之而变得丰富多彩。”《野草》也因为这种诗意的遐想更为殊异。实际上，窗口本身就是歧义的隐喻，建筑之窗口切割了空间，词语之窗口诞生了修辞，而意识之窗口带来了梦幻。无论在哪个维度，窗口都将我们带往迷失。当观察者立于窗口凝视世界，世界也正透过窗口凝视他自己，抑或他通过世界之幻象看到的是自己，在此窗口的这种反转功能近似于“活之镜子”。当张闳打开《野草》这扇窗口，阐释鲁迅的诗学经验时，我们也透过此书看见了他自己的精神肖像。

　　敏锐的艺术直觉，细腻而优雅的感受力，充沛的激情，所有这些和深刻的智性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张闳走得太远。“历史就像跑道，一些选手跑得如此之快，轻易就超出了公众的视线。”（阿伦特语）《黑暗中的声音》在开辟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同时，也终结了这个空间，而大部分人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它的光芒。或许是这个时代恶劣的文化生态，或许是天才的宿命，自原稿问世之日起，它就遭到了和《野草》一样被忽略的命运。尽管张闳后来也断断续续发表过其中的若干章节，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本书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刻被推迟了整整十年。当我刚读完这本书时，第一感觉就是被震惊击中，陷入思绪的模糊中。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大的拓展可能，但至少，在关于鲁迅的诗学批评领域里，张闳已经奠定了基本的话语框架。可以说，在对《野草》乃至鲁迅的整个研究史上，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它的意义属于将来而不是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应该回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走进我的车辙

　　超过我，而谁会在这里将我怀念

　　谁会渴望了解我是否依然和他们亲近。”

　　——弗罗斯特

　　完稿于2007年5月15日夜

　　（张闳：《黑暗中的声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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