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胡适的新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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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东方》杂志曾以《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组织过一次征文活动。由于选题新颖,100多位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都参与进来,他们或表达新年感言、个人理想,或预见国家前途、社会走向,或干脆拒绝做梦。这些文章,用该刊主编胡愈之的话来说就是:“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可谓各抒己见,气象万千。前些年有人将它们编辑成书,取名《梦想的中国》。
据该书编者说,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没有鲁迅的梦想,有些遗憾。其实该书也没有收录胡适的梦想。我不知鲁迅是否参与这一活动,但胡适的确参与了。
在胡适遗稿中,有一篇《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在谈到“梦想的中国”时,胡适是这样讲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公元1968年)的双十节,是那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翁文灏虽然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但他当时还是学者,尚未从政。胡适有此梦想,可能与翁正在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有关。据说该委员会成立后,“一大批知名学者与蒋介石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使得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此可见,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
在谈到“梦想的个人生活”时,胡适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不知这算不算黑色幽默?但就现实而言,这种“理想的牢狱”仍然是个遥远的梦。据说《东方》杂志的这次征文是胡愈之的创意,但却遭到其上司、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反对。王云五与胡适是至交,不知胡文未能发表是否与此有关。
1935年初,胡适又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文章。该文是在火车上完成的。胡适说:他在旅途中遇到一位外国人,对中国富人纳税少、贫民纳税多表示不解,觉得这种“杀贫济富”的税收制度是“最不公道的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所决不容许的”事情。因此,胡适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是:“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到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在旅途中,胡适还听说,一位外国人去刚开张的上海国际大饭店吃饭之后曾感慨:“这里的华丽和舒服都够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国今日顶需要的。”与此同时,胡还看到一方面是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礼;另一方面交通部门失职,致使农民的粮食运不出去。因此他的第二个新年梦想是:希望政府能通过“减政裁人”等政策,“来帮助解决民食的问题”。此外,胡适还梦想全国真正的统一,梦想学术界的进步,也梦想全国精诚一致对付外来侵略。
1937年初,胡适再次为《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标题是《新年的几个期望》。1936年是个多事之秋,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6月份爆发对抗中央的两广事变,年底又爆发振奋人心的绥远抗战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胡适说“多年梦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认为实行宪政不仅是颁布宪法,更应该养成法治习惯。
这篇文章让人想起几年前国家领导人带头学习宪法的事。70年前胡适的新年梦想和期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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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书编者说,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没有鲁迅的梦想,有些遗憾。其实该书也没有收录胡适的梦想。我不知鲁迅是否参与这一活动,但胡适的确参与了。
在胡适遗稿中,有一篇《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在谈到“梦想的中国”时,胡适是这样讲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公元1968年)的双十节,是那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翁文灏虽然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但他当时还是学者,尚未从政。胡适有此梦想,可能与翁正在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有关。据说该委员会成立后,“一大批知名学者与蒋介石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使得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此可见,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
在谈到“梦想的个人生活”时,胡适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不知这算不算黑色幽默?但就现实而言,这种“理想的牢狱”仍然是个遥远的梦。据说《东方》杂志的这次征文是胡愈之的创意,但却遭到其上司、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反对。王云五与胡适是至交,不知胡文未能发表是否与此有关。
1935年初,胡适又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文章。该文是在火车上完成的。胡适说:他在旅途中遇到一位外国人,对中国富人纳税少、贫民纳税多表示不解,觉得这种“杀贫济富”的税收制度是“最不公道的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所决不容许的”事情。因此,胡适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是:“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到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在旅途中,胡适还听说,一位外国人去刚开张的上海国际大饭店吃饭之后曾感慨:“这里的华丽和舒服都够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国今日顶需要的。”与此同时,胡还看到一方面是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礼;另一方面交通部门失职,致使农民的粮食运不出去。因此他的第二个新年梦想是:希望政府能通过“减政裁人”等政策,“来帮助解决民食的问题”。此外,胡适还梦想全国真正的统一,梦想学术界的进步,也梦想全国精诚一致对付外来侵略。
1937年初,胡适再次为《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标题是《新年的几个期望》。1936年是个多事之秋,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6月份爆发对抗中央的两广事变,年底又爆发振奋人心的绥远抗战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胡适说“多年梦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认为实行宪政不仅是颁布宪法,更应该养成法治习惯。
这篇文章让人想起几年前国家领导人带头学习宪法的事。70年前胡适的新年梦想和期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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