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关系论看《首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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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外交——以中日关系为研究视角》 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定价26.00元 　　我知道有国际关系论这一研究领域，是在我研究中国问题很久以后的事情。并且，在更晚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知道：国际关系论所喜欢的逻辑是在美、苏对立，即冷战结构中所出现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懂得了这种思考方式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存在置于冷战结构中而来的。然而，这一思考方式的立足点是必须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的一方。但是，如果按照我过去一直的看法，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中国历经艰难曲折，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的。如此看来，一定要将中国归属于美国或苏联一方的观点又是难于理解的。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我被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们所包围并不断地被提问，他们问道：“日本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是要形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吗？”听到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到在他们看来，日本仅仅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国家，并不断地被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之争，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又将日本拉入了自己反对苏联的阵线。对这些记者们而言，他们也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日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在日本的大学里讲授国际关系论，虽然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日本社会对国外的动向非常敏感，不得不涉及有关问题。在中国，有“杞人忧天”的成语，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谚语，这些谚语反映了日本社会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特性。

　　苏联解体后，国际关系论也发生巨大变化，学者们过去长期以来以冷战对峙来解释国际关系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我过去非常喜欢看美国好莱坞007系列的电影，但是从那时开始，也渐渐地对此失去了兴趣。描写苏联核潜艇舰长叛逃美国的长篇小说《猎杀红色十月》被翻译成日文版时，我曾经非常入迷地阅读，但是当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苏联已经解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从此之后，美国的好莱坞开始改变创作主题，多以施瓦辛格为主角的惊险超人影片为主题，而渐渐地失去了固定的反对苏联的主题。

　　苏联的解体，使我再一次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中国就是应该走自己的路的。尤其是最近，我更加能够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刻意义。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所以才没有同苏联一起走向解体。对此，也许虽然不是毛泽东预见苏联解体，但他有神秘的预见能力，来在全世界面前同苏联展开论战，最终脱离了苏联集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论研究领域中，还不可能有对冷战结构解体以后的国际框架来有所论述和评价。因此，对首脑外交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新鲜的外交活动显现出来了。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实现的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就是这一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在积极推进首脑外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目中，也可能始终存在着苏联的阴影，所以他们的思考中还残留冷战结构的思考方式，但是却可以说他们在外交上演出了一部宏伟的剧目。

　　由此，国际关系论不再是被一些复杂理论所左右的冷战结构或框架(即思考方式)，而是已经进入了戏剧化的时代。对此如何加以说明，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其理由之一，是因为首脑外交反映着首脑本人的全面性格特点，所以一般学者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或说明。而且某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有意外之处，所以学者更不敢随意加以说明。另外，其全面性格特点，还包括(无意识中)带着民族特点的思考，即“民族思考”。学者必须站在一个前提，就是应该从大局把握和判断一个民族。但从大局了解一个民族、了解其“民族思考”，又是难于做到的。

　　在国际关系论的领域，林振江博士的新著《首脑外交——以中日关系为研究视角》第一个着手这么巨大的、未知的题目。这确实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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