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克利夫爵士：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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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克利夫爵士说：“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

　　在1905年以前，爵士尚不是爵士，他是穷律师的儿子，名为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17岁开始当助理编辑，23岁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周刊。靠一系列花哨而赚钱的小报与杂志，哈姆斯沃斯开创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1896年，创办《每日邮报》，近百万份的发行数量，使它一跃成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此后是迅速的吞并过程，尤其是1905年吞并了英国最有影响的大报《泰晤士报》。

　　诺斯克利夫爵士坚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闻”，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将犯罪故事作为报纸的主要卖点，以吸引大众的心理需求。

　　大众喜欢娱乐，这不算新鲜事。早在英国出版业早期阶段的都铎王朝，关于性和暴力的出版物就在普通民众中十分流行，血淋淋的细节一定会得到广泛和逼真的描述。到了19世纪初期，关于谋杀和处决的报纸非常受欢迎，耸人听闻的头条，凶杀现场的图示，凶手的画像，这样的报纸“适合店童和数百万学徒，不适合体面的场所”。可英国的下层阶级就是不喜欢“戴着大礼帽”的高雅出版物。大众喜欢的是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报》，头条主要是犯罪和性，喜欢的是1886年的《劳埃德新闻周刊》，有关谋杀、犯罪和其他耸人听闻的事件的报道占到总量的50%以上。

　　哲学家尼采说：“乌合之众呕吐出他们的胆汁，还将其称作报纸。”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是光明和甜美”，而“没文化”的新闻自然是“轻浮而愚蠢之物”，重要的是，新闻过于强调娱乐而不是教育，因此是文化标准降低的祸根。

　　凯文·威廉姆斯的《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区别于其他英国传播史的地方，是将“大众”与“大众文化”放置在核心地位。他说，“对大众传媒的恐惧一直伴随着对大众的恐惧，而大众又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才逐渐变得强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惧怕大众的历史。”

　　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有之的现象，话语权的争夺充满了被称为“新闻史”的每一个角落。传媒忽焉被视为独立自主的“第四权力”，忽焉被视为被收买的社会控制部门，忽焉成了反映公众舆论的公器，忽焉被视为以低俗垃圾谋求利润的印钞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点迥异。对此，凯文·威廉姆斯试图解释：“历史说明，无论何时，大众传媒的作用都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最为关键的，是正视‘大众传播’中的‘大众’。”

　　毋庸讳言，在启蒙思想中，传媒是精英对大众进行教育的绝好工具。所以，在精英看来，“大众传播”更像是“面向大众的传播”。正是因为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大众传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水准的降低；对于道德卫士来说，黄色新闻是导致道德沦丧的根源；对于政治家来说，大众传媒使深思熟虑的政治让位于作秀的政治。于是，他们诟病传媒，认为社会暴力的加剧、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足球流氓、城市骚乱、恐怖主义、宗教虔诚感的丧失、教育水准的下降、政治冷漠，还有其他社会问题，都应该归因于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

　　问题在于，大众是因大众传媒而堕落的吗？不难看出，从都铎王朝时期小报上的性与暴力新闻，到现在《太阳报》的半裸女郎，“乌合之众”通过选择性购买，一路追求着休闲娱乐的权利。或许还是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说得对：其实没有大众，只有将民众视为大众的方法。与阿诺德博士不同，他强调“文化是日常的”，无权阶级的诉求，有着符号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大众传媒上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何尝不是大众对于居高临下的霸权的情绪反应。要改变的，乃是面对大众的态度。

　　（《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凯文·威廉姆斯著，刘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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